田耳：日常生活的启蒙者(张艳梅)

　　田耳，湖南省凤凰县人，1976年10月生，小说家，著有中篇小说集《一个人张灯结彩》、长篇小说《天体悬浮》等。曾获鲁迅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台湾联合文学新人奖等。

　　抵达、唤醒和建构

　　生活的能力

　　从2005年《衣钵》，到2014年《天体悬浮》，历经十年，田耳抵达了他文学生涯的一个新高度。不过，“70后”一代人的精神底色到底是什么，对于未来中国，未来中国文学，这一代人究竟会做出怎样的选择，或者能够完成什么使命，现在简单下个断语，还为时尚早。

　　前几天读敬泽老师给文珍小说集写的序，文中说：“巫借助文字，也获得了抵达、唤醒和建构内心生活的能力：无以名状的恐惧、焦虑、欲望和疼痛，由此变成了被名状、被意识到的事物。一些巫沿着大路成了国王，一些巫沿着小路成了诗人……人们之所以有沟通天人的欲求，就是因为，每个人都相信，自己有独特的命，有一种与庞大的世界戏剧对抗的内在理由，而巫要把这理由告诉他们。”(李敬泽：《新方言与部落之巫》)这话说的当真是好。谈到“70后”，这一代渐成文坛主流的作家，在神界、人界、魔界，在天、地、人之间，在一切万物：时间、空间、自我、他人、有形、无形、物质、神识范围内，居于何处，扮演何种角色？是以文字为漫长道路，一路西行求取真经的师徒？还是以无差别的存在，看取人类世界沟壑纵横千差万别的智者？说到底，对于一个真正的写作者来说，写作本身就意味着一种信仰。

　　在《“70后”作家小说创作的几个关键词》一文中，我列举了大家熟悉的“70后”作家：追问世界本质的徐则臣，挑战文学极限的李浩，专注于精神追问的弋舟，把小县城灰色人生写得活色生香的张楚，在青春叙事里不断强化自我的路内，偏执而又忧伤的阿乙，执着于灵魂叙事的鬼金，带着南方潮湿阴郁气息的朱山坡，有着饱满的生活和土地温度的李骏虎，回归民间充满传统文化忧思的刘玉栋，还有温润的鲁敏，犀利的乔叶，谙熟大上海小市民文化的滕肖澜，擅长虚构和想象的王秀梅……那么，在这样一群共性多多而又个性鲜明的写作者中间，田耳是怎样的这一个呢？在阴郁与明亮，传统与先锋，谄媚与疏离，喧嚣与压抑……种种气息并置弥漫的当代文坛，作为“70后”的代表作家，田耳显得更低调，更真诚，更贴近生活。这个时代和社会的内部纹路并不清晰，沿着这些纹路游走的日常启蒙者们，几乎无一例外地会遭遇鬼打墙，或者深陷言说的迷宫困境。没有钥匙，其实也没有真经。我们大都匮乏内在的勇气和理性。田耳带给我们的，就是敬泽老师所说的：抵达、唤醒和建构生活的能力。不仅仅是个体能够自立为王的内心生活，也包括文人往往慨叹无力改良的社会生活。

　　纯正的中国故事

　　田耳喜欢讲故事，而且讲得很好。《衣钵》就是那种纯正的中国故事，带有民间自足饱满的汁液，在文化的暗夜里肆意流淌，兀自成型。李可作为大学生，继承父亲衣钵做了道士，这里面有父与子，乡村与城市，理想与现实，生与死之间的对立，也有反抗与放弃，温情与伤怀，渴望与隐忍的交织。李可否定过父亲，逃离过乡村，最终的回归、接受和认同，有现实生存的被迫无奈，也包含着千百年来中国民间社会运行的内在逻辑。父亲一生游走大地，身上附着传统乡土秩序，儿子进城读完大学，本应具有现代城市精神。经历了身份认同危机，李可最后选择做道士，事实与虚幻依旧截然对立，却可以在他的思想世界和平共处。尽管要经过自我劝说，才能够相信父亲文化身份的存在意义，这种信，其实更深层的，是建立在他的生活直感和生命积淀之上。田耳写过不少乡村题材小说，他试图为我们打开的，不是陌生化的乡土世界，而是追问我们是否还愿意或者能够守护这样的“乡”。什么是自然传承，什么是文化传递，我们努力去保留下来的那些习俗，对于正狂奔在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来说，究竟有着怎样沉重的意义？文学，可以把日常生活历史化，也可以把抽象历史日常生活化，作家往往提供的是生活的复杂性，并非刻意厘清社会结构的边界，随着观察者身份的交换，我们注定要与之共同思索新旧秩序之间的断裂与弥合。

　　我注意到在《衣钵》和《夏天糖》中，田耳对乡村生活的态度略有差异。面对父亲之死，李可算是涅槃重生；面对兰兰蜕变，小江则选择了彼此毁灭。《衣钵》中，“村子在王俐维的眼里是一片用过去式写就的风景。她是个匆匆来去的看客，而自己则是这里的树木，扎下根的。这片穷蔽的土地说不定就是生活的全部。”少年李可的梦想是去北京，去大城市，最终父亲以死亡唤醒李可对道士身份的内心自觉，他以孝子和道士双重身份给父亲做了第一个道场。而《夏天糖》中，小江走南闯北十几年，心里放不下的是乡间路上那个纯真的小女孩。散发着水草气息的豆绿色小女孩几乎成了他生命的图腾。乡村是封闭落后的，李可急于逃离，无数次遥望远方的热闹城市；小江却不断沉湎于遥远的记忆，渴望寻回安宁的少年梦想。田耳曾说，“乡村失去自在自为的一套精神体系，把多少年形成的生活模式扔掉，只能日渐凋敝。”从李可到小江，从融入乡村到幻想破灭，家园不复童年的宁静古朴，乡愁却如鬓边白发早生，隐约看出田耳小说写作的某种精神轨迹。

　　混沌大地与浩瀚星空

　　田耳熟悉底层生活，也喜欢写小人物悲欣交集的日常生活，其实张楚同样如此，却很少有研究者把“70后”作家归入底层写作，大约是因为“70后”作家的思想资源不是左翼或新左翼，这一代写作者更喜欢回到小说艺术本体，而不愿意把文字建构在社会学分析之上。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田耳喜欢写警察和道士。从《衣钵》，到《一个人张灯结彩》，再到《天体悬浮》，他终于让参与维护生死两界秩序的警察和道士合二为一了。《天体悬浮》让我们看到了田耳对长篇小说艺术和社会生活的整体把握能力。这个看起来很科幻的题目，写的却是最现实的生活，尽管不乏荒诞和救赎，主旨却不全然于此。读《衣钵》那年就曾感慨，当代人活得无聊，死得亦无趣。十年后，在混沌的大地之上，关于人生意义，携带着乡村与都市上空徘徊的孤独灵魂，田耳给出了浩瀚星空。小说写赌博、色情、吸毒、放贷、凶杀，写各种欲望的放纵，构成了地面上的斑驳暗夜；而仰望天空，神秘璀璨的星光依旧，那些悬浮的天体，丁一腾，或者符启明，你，还有我，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拥有。只不过，我们更被动地沦陷于生活的日常性，包括午夜桥头的烤串啤酒，也包括娱乐厅的活色生香。小说开篇就是洛井派出所和左道封闭，这个时代，从市民大众那一端看，是左道封闭，从警察这一边看，其实是右道封闭，左右都不能走，忍不住要说，敢问路在何方？

　　之所以称田耳为日常生活的启蒙者，是因为我手边刚好放着赫尔曼·鲍辛格的这本书，我想这个标签应该还算恰当。很多人比较田耳和沈从文，因为湘西凤凰。沈从文携带着属于他的文学光亮长眠，墓碑前草木葳蕤花香弥漫，每次田耳安静地坐在那里，目光遥望远方，他心里在想什么？10年时光，中国文坛接受并确立了田耳的存在，未来10年，以至更久远的日子里，期待田耳成为世界文坛的独特存在。

　　张艳梅，文学评论家，现居山东淄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