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观、方法论与艺术表达(杜学文)

——读长篇小说《中国战场之共赴国难》

　　历史题材小说首先要尊重历史

　　一部历史题材的小说要写好，首先应该有正确的历史观。所谓正确的历史观，就是要尊重历史，尊重历史人物在特定的、具体的历史情境中的选择，并予 以客观中肯的评价。怎样认识中国从近代以来，特别是现当代以来的历史，成为一种至少是文化意义的选择。我们认识历史不能依靠假设，而是应该依据事实。事实 就是，近代以来，中国是不是从一个落后于世界发展大势的国家走到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前列？是不是从落后、挨打的屈辱中走上了独立、自主、发展、进步的道路？ 是不是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轨道之外进入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快车道？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在我们进入具体历史事件的认知时，不能偏离这样的方向。

　　对历史进行艺术的再现，首先要尊重历史。因为历史有历史的尊严与规律。虽然任何历史其实都是一部现代史。但是，无论如何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婢 女。尊重历史的表现首先在于对历史的了解，而不是浮光掠影、一知半解的简单认知。李骏虎之所以迟迟难以下笔，在我看来正是这种尊重的表现。为吃透这段虽然 短暂却依然复杂的历史，李骏虎花了大量的精力进行阅读研究。他首先要做的不是进入想象与虚构，而是要完成一个研究者的研究与考证，并通过这种方式感受历 史。只有这样才能进入历史的真实与规律，把握其最本质的内涵。他的阅读是艰苦的，以至于我一度认为他的艺术灵感已经被大量的史料所掩盖，并为此而替他担 忧。我不希望他写出一本打着小说旗号的学术性的“红军东征传”。令人欣慰的是，在这样艰苦的阅读、研究的过程中，李骏虎渐渐走进了历史，并从史料中走出。 坚实的研究基础为他日后的想象与虚构奠定了历史的基石与艺术的平台。在大量阅读研究的同时，李骏虎还反复到吕梁山区，走访知情者、地方志专家，在当年红军 走过的山脉平川感受70年前的历史。这种身临其境的考察不仅帮助他了解了更多的在书本中不一定清楚的历史，也把他带回了历史的细节之中，激发并升华了他内 心的创作激情。李骏虎也没有简单地依据先入为主的一知半解或某种偏见来对待历史。他表现出了对历史及历史人物基本的尊重。老实说，这并不容易。在李骏虎的 笔下，没有着意去粉饰哪一个人物，也没有把什么人脸谱化、漫画化，而是以一种严肃的历史态度客观地、公正地描写行走在历史中的人物。这使小说显现出一种超 越政治利益而拥有历史必然性的艺术深度。

　　虽然李骏虎主要是依托对红军东征历史事件的描写展开创作的。但是这部小说其实并不是写红军东征的。它只是以这样一个历史事件为支点来展示在全面 抗战开始之前，中国的局势，以及中国各种政治力量是如何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推动下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所以，这部小说具有一种更加宏阔辽远的历史意 识，展示了更加纷繁芜杂的历史面貌。共产国际的态度，日本侵略军的图谋，国民党政府及其各种政治、军事力量的纵横交错，中共北方局领导下的以北京为主的学 生运动，地下战线的秘密活动等，都在作者的视野之中。而其核心则是在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中，以蒋介石为主的国民党政府对抗日态度的转变。因为，如果国民 政府不展示出明确的抗日态度，中国的抗战就不可能迅速全面地展开。这其中必须有一种积极的力量来推动，而担负这一历史使命的正是中国共产党。其中最关键的 核心事件就是红军东征。如何把这一既非常关键又特别复杂的历史真实生动地表现出来，揭示出其必然如此、无可选择的趋势，与作者观察历史、表现历史的方法是 密不可分的。

　　表现历史的最高境界

　　是揭示出历史必然性的“道”

　　方法论的问题历来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带有根本性意义的问题。但是，近些年来，我们对这个问题已经大大地忽略了。在关于历史、现实问题的讨论 中，出现了许多机械的、简单的、错位的话题。不管具体问题出现的历史条件，不进行深入的了解研究，不考虑问题存在的整体性等，致使我们的讨论陷入混乱之 中。研究与表现历史的方法可以有很多。比如从军事的、政治的、文化的等诸种角度切入；从某种特定历史时期的横切面进入等。但要比较全面深刻地对某一历史进 行再现，我以为可能有这样几个层面。一是从个人的角度进入；二是从某一局部的层面进入；三是从具体历史事件存在的整体宏观视角进入。就把握历史的真相与本 质而言，这几个层面还只是一种研究的“术”的方法。我们研究问题，不能满足于把握其过程是什么，还应该在了解其过程的基础上，把握问题的规律。这样才能从 “术”的层面上升到“道”的层面。我以为，表现历史的最高境界就是能够在弄清历史真实面貌的基础上，揭示出历史之所以如此而不是如彼的“道”，也就是其必 然性或规律性。单纯从“术”的要求来看，这几个层面不存在谁更正确谁更高明的问题。因为从某一具体的个人也可以达到整体观照的目的，从而显现出历史的规律 性、必然性。关键的问题是你的研究是停留在呈现某一层面的历史事实上，还是要通过这样的事实来展示历史的规律。如果进行了这种努力，那么，就上升到了 “道”的层面。如果没有，那就只能局限在个人的或局部的层面，我们对历史的了解认知也只能是局部的、个人的，或者片面的。如果立足个人，并力求达到对整体 的观照，进而升华为一种规律性的把握，那么，这样的研究是非常好的。由于工作的关系，近些年来，我也先后介入了几部关于红军东征及抗日战争题材作品的创 作。但是，这些作品基本上都是满足于讲清历史事实，单纯从事件的具体过程展开的。在这里我并不否认他们在历史与艺术方面的努力与贡献。我要说的是，像《中 国战场之共赴国难》这样的通过对具体事件的描写进而努力展示出历史发展的整体面貌，揭示出其发展的必然性的作品还不多。而李骏虎最大的贡献则在于他立足于 认真研究历史，并在此基础上力图从全局的、整体的、宏观的层面来表现中国面临民族危亡时刻的历史选择，揭示了形成全民抗战、共赴国难的必然性。这使这部小 说具有了一种史诗的品格。当然，现在我还不能说这是一部史诗性的作品。我以为要得出这样的结论还需要经过时间的检验。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这部小说表现 出了史诗的品格。它不仅比较全面地展示了红军东征的全过程，而且比较全面地揭示了以红军东征为核心事件的历史面貌，即国际环境、中国各方力量的真实状况， 以及多种因素作用下历史的发展方向。更重要的是，小说揭示了形成全民抗战局面的历史必然性。这就使小说超越了一般的介绍过程式的表达，从“术”的层面升华 为揭示历史道义的“道”的必然性表达。

　　需要我们注意的是，李骏虎在进行这种全局性的表现时，不是满足于简单的叙述过程，而是把笔对准了历史发展的大势。或者说，他更注重通过对历史人 物在历史趋势变化中具体处境的表现来揭示共赴国难的必然性。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这部小说不仅为我们完成了“是什么”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同时解决了“为什 么”的问题。

　　《中国战场之共赴国难》最重要的价值就在于以艺术的手法，以红军东征为核心事件，生动地揭示了在事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不同政治力量 终于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必然性。正因为这部小说具有宏阔的历史视野、透过现象直达本质的穿透力，使之具有了恢弘的史诗品格。

　　艺术表达必须从人物形象出发

　　但是，这并不是一部历史学著作，而是一部艺术性的小说。小说有小说的秉赋。如何把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的历史转化成艺术，对作家而言，是十分严峻的考验。可以肯定的是，李骏虎接受了这种考验，并以他个人的创作证明了艺术的魅力。

　　从小说的表达来看，我以为作者坚持了这样的原则，这就是在重大史实、重大事件、重要人物、重要观点等方面尊重历史，还原历史，从而使小说具备了 真实深厚的历史品格；在具体细节、具体环境、具体场景、具体过程等方面进行艺术性的虚构创造，从人物形象、人物性格出发，而不是从事件与概念出发，从而使 小说呈现出了艺术的生动性与吸引力。

　　首先，李骏虎很好地把握了历史人物的个性。许多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存在的问题就是只有事件没有人物。人物被事件淹没，成为串联事件的道具。但 是，真正的艺术必须是人的艺术，是在对人物性格的准确描写中实现了更具感染力地表达其中蕴含的价值观的目的。尽管这部小说涉及的人物十分多，但可以说，每 一个人都呈现出不同的性格，是“这一个”。

　　李骏虎也特别长于对战斗场景的描写。在这部小说中，如果不能很好地描写战斗，那基本就要失败。红军东征打了无数次仗，要写得各有特色非常不易。况且调兵遣将、排兵布阵，往往极其枯燥。但李骏虎写得可以说异彩纷呈、各有特色。

　　小说还描写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一般的表现均注重大的事件。但是李骏虎特别重视那些虽然不大却非常重要的事情。比如蒋介石一方面部署剿共，一 方面又安排陈立夫、宋子文秘密与共产国际、共产党中央联系；张学良为争取阎锡山抗日，竟然三次亲自驾驶飞机到太原；刘少奇化妆成富商到天津重建北方局等 等。这些情节给读者带来了非常突出的新鲜感，无疑增加了小说的可读性与吸引力。

　　总的来说，《中国战场之共赴国难》是一部充满艺术吸引力与感染力的小说。这源于作家在下功夫研究史料的基础上把握了特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并且 非常成功地把历史转化成了艺术。小说生动地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性格独特的人物群像，具有非常独特的、符合人物身份的语言与细节。特别是对众多战斗场景 的描写以及掩盖在历史中的重要史实的再现都使小说的艺术感染力得到了增强。虽然这是一部依据真实历史创作的小说，但并没有我所担心的艺术被史料淹没的问 题，而是因为艺术使历史具有了更加动人的光彩。可以说，这是一部让人拿起来就不愿意放下的好小说。我们也可以说，李骏虎通过自己的努力，为表现真实历史的 小说创作提供了一个非常成功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