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老走了(张跻)

　　周日，窗外下着雨。同往常一样，午睡起来，习惯性地打开手机，查看一下微信、短信和来电。像是一种感应，从十几条未读的微信中偏偏先打开了友人、作家南妮给我发的一条微信：“今在文艺报上读到孟伟哉同志逝世的消息，很突然，才82岁。他的文集还没整理好吧？哀悼。”

　　冥冥之中早有了预感，可消息传来还是刺痛了我，让我感到难以接受。若有所失地给在外购物的妻子去了电话，告诉她孟老走了……她安慰我说，别难过了，你已经在往坏处想了，应该放宽心啊！

　　春节临近，我照例给北京的孟老去了电话，预祝老人家健康长寿。然而手机、宅电均无人接听，内心便惴惴不安起来。白天打，晚上打，在单位打，到了家里继续打，结果一无所获，不是“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就是家里无人接听。妻见我心神不宁，支了一招：你发个短信吧，孟老一开机就会看到的。几天过去了，仍不见回复！我开始在百度上搜索有关孟老的信息，没有出现我所担忧的消息，悬着的心这才稍稍放下，估摸老人也许去了山西老家，也许在医院小住静养……

　　对我这一代人来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孟老无疑是我们的精神导师。在那个文化生活相对匮乏的岁月，孟老的文字以及由孟老主编的《当代》文学季刊等读物，是我们这些文学小青年的最爱。记得那时电台正热播孟老的长篇小说《昨天的战争》，每次开播我便一刻不离地守候在收音机旁，全神贯注地聆听曹灿那声情并茂的演播，崇尚英雄主义的情怀一次又一次被书中的主人公周天雷所点燃，心潮激荡，难以忘怀。

　　1999年3月19日，经画家颜宝臻教授引荐，我与仰慕已久的孟老相识。也许是被我的真诚与热情所打动，孟老视我为朋友，从此我们书信往来，结为忘年交。但毕竟京沪两地相距遥远，我与孟老不常见面。十多年来，我们的联系方式多为书信和电话，最近的一次见面距今也有四年光景了。那是2011年3月，我参加住建部一个培训活动，其间抽空去看望了孟老。他居住在一个叫芳古园的居民小区，孟老指了指紧挨着他住房的一栋高楼打趣道：“吴冠中生前就住那儿。每次路遇他们夫妇俩在小区散步，吴冠中便乐呵呵地指着我对他夫人说：‘这是我的领导’。”那时孟老腰板硬朗，精神矍铄，思维敏捷，谈吐风趣。他从文学创作讲到绘画艺术，从社会发展说到房价问题，谈兴甚浓。那次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老人流露出了对年轻人提笔忘字和不会用笔写字的忧虑。后来我把这次面聊写了一篇文章《听孟伟哉谈“书”论“道”》，发表在新民晚报“夜光杯”。

　　孟老对这些年社会上出现的不良风气和腐败现象甚为反感，去年6月，他让我通过文学报刊登他的一篇旧文《凭吊巴尔扎克》。见我疑惑，他道：你没看出此文的寓意吗？这篇看似不时髦的旧文，现在看来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它是对当下社会出现的丑陋现象的反思与批判。他关切地询问我的工作状态，告诫我要守住底线：“你们这些与房产打交道的官员，诱惑和风险很大，要多留神哪！”谆谆教诲形同父亲，让我感受一份柔情与牵挂。

　　两年前，当孟老获知我有出书的念头时，非常高兴，主动提出由他作序和题写书名。当我把文稿寄给孟老审阅，其时他正住院调养，也许一直忙于筹措出他的文集缘故，累着了。出院后的第一件事，老人家便一丝不苟、逐字逐句地阅读了近20万字的文稿。一周之后，我收到了孟老的快递，打开一看，除了用钢笔写的近三千字的序文，还用宣纸分别书写了三个书名，让我选用。此刻，我深切地感觉到：孟老如同为他即将诞生的“孙辈”取名字一般兴奋，十几年的忘年友情，一下子从老人的心底深处宣泄了出来，令人为之动容。在寄回的文稿中，字里行间留下了这位八旬老人亲笔修改的痕迹，圈出了一些用错的或不合适的字和词，对内容有出入的地方也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对一些他认为出彩的文字或段落，则用红笔划上一条杠杠，毫不吝啬地大加赞赏。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出书的事一搁再搁。去年年底，孟老给我来电，嗓音沙哑语气中带着不安：“张跻啊，最近没什么事吧？书稿编好了没有哇？”让一个老人牵挂，晚辈甚感内疚。如今，孟老走了，此事也成了我终身的一件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