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眉仗剑 劈穿世相——读孙惠芬长篇小说《后上塘书》(王颖)

　　10年前，孙惠芬给我们塑造了一个元气充沛、独一无二的“上塘”，上塘于是成为一个不仅是地理更是精神上的标识。10年过去，斯人已老，美丽的村庄也在时代的风云变幻中进入“后上塘时代”。这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小村庄，这个曾经“清晰的、湿漉漉的村庄”，转眼已变成乱纷纷闹哄哄的修罗场，上演着各种生生死死、爱恨痴缠不由人的故事。10年前，李敬泽对《上塘书》曾做过犀利精准的评价：“我明明看见她还有许多的窗户没有打开，上塘村还有许多的故事等在她的窗外，它们像弥漫在空气中的气味，急切地等着她开窗后破窗而入，然而她微笑着发出了一声轻微的叹息，闭上了眼睛。她累了吗？还是怕自己再看下去目光会变得浑浊？”而这回孙惠芬似是定要推窗而去，扬眉仗剑，劈穿世相，毫不留情地将那世界的浑浊、污糟、痛楚、撕扯、斗争、恶相撕开来给人看。正因为作者在前作已耐心细致地将地理人文建设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使《后上塘书》得以放开手脚大干一场，热切呼唤和警醒世人关注这上塘是如何生变的，人心是如何生变的。于是我们看到了城乡之间的热闹和寂灭，一群群的人走近离开，互助杀伐，个人命运的万丈波澜和乡村命运的躁动激荡紧紧缠绕扭结在一起，揭示着乡土中国的迅速崛起与变异，隐藏在众生灵魂深处的彷徨无措和不安，而生存其中的人们在无意识行动背后流露出的并不是志得意满的释怀，而是深深的孤独、迷茫和恐惧。

　　孙惠芬作为一名东北籍女作家，带着那方水土的坚强与执着，在繁花似锦的女性写作中一直行走得低调有力、稳健扎实。阅读这部作品，常常令人感到作者并非没有女性特有的敏感与深情，而是更有一股“拙劲”，做什么都倾力而为：在情感上用力，在文字上下苦功。如此才有了这样一部似覆水难收、如刀斧横劈般有力的《后上塘书》。在这里，孙惠芬一改《上塘书》叙事语言的舒缓有致、隐忍、犹疑和从容，她写得尖锐锋利，敢于挑战读者感官甚至不避冒犯。她嘈嘈切切，急管繁弦，将故事讲述得任情任性、风波动荡，始终充满内在的紧张和悬念，使小说一直处于烈火烹油的焦灼中，人物的感情亦是历经沉重现实压抑后爆发的不疯魔不成活。或许是对现实的认识令她不得不用此凌厉文风，或许只有这样才能准确表达她的思想与情感，或许一旦进入那真实的生活情境中，人物便遵循着生活的强大逻辑，脱缰而去，自成一套节奏与语言。总之，孙惠芬凭着她积郁良久已到满溢的情感，不断地审视、反省与诘问，在解剖他人的同时也狠狠地挞伐、解剖着自己，刀刃向外也向里，真正落实了鲁迅所言的文学是“解剖刀”。

　　从乡村到城市，从上塘到大连，作者和小说里的人物一道载浮载沉，艰难往返，苦苦挣扎，上下求索，深切感受着被新的社会生活、观念冲击的痛苦，在城乡嬗变中的进退失据与困惑。尽管城市化进程日新月异，但主人公们的精神背景依然被牢牢拽在乡村。然而乡村在变迁中也不得不面对它的没落、卑微、失去与困境。旧的已然打碎，曾经稳固的宗法伦理体制逐渐溃败，新的却未建起，城和乡成了情与法、伦理与现实、身体与灵魂、历史与当下等分裂的隐喻。时代令刘杰夫这样的一文不名者一夕暴富，与此相对的是精神价值的架空、混乱、背离。作者用主人公徐兰的死，丈夫刘杰夫的百般疑问、反思和忏悔，推动整个小说叙事扑朔迷离的案情侦破过程，营造了一个棋局般的谜题，从中抽丝剥茧般地显现那看似成功背后的辛酸愁苦，扭曲环境下的人格变形，压抑久了酿成的恨，以及由此带来的巨大空无与缺失。小说在充满痛楚的焦灼下蕴含的，是作者和人物一腔热血的投入后更显悲凉的感慨：逝去的东西是否还能找回？变化的是否真是进步？面对“后上塘时代”矛盾重重的现实，这沉重的肉身和灵魂该如何安放？

　　小说以华彩之笔描摹了叙述人之一徐兰，这个女人一开篇便黯然死去，随后以“灵魂”的形式出现。还有以来信自白的大姐，她最终摈弃了道德不洁感，勾连起人间万物。这两个叙述声音互相交织着如同幽灵般森然可怖，却又振聋发聩，笼罩在整个小说世界的穹顶之上。在这两位有如地母的女性身上，我们发现，有多少爱才会有多少恨，也才有孙惠芬书写这部作品的强大力量。孙惠芬依然是那个孙惠芬，怀着独属于她的敏感与深情，张着一双警醒的眼睛，注视着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