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胡同课堂”(梁秉堃)

　　一八九九年二月三日是舒先生(我们一直这样称呼老舍先生)诞辰之日，每每到了这一天，我总会想起那位可敬可爱可泣的老人，他正直、博学、热情、坦诚，还会时不时地以“冷幽默”的方式说上几句针砭时弊的深刻话语，逗得众人哈哈大笑，他自己却一脸严肃地不动声色。今年我依然想起了舒先生，想起了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和他在一起的宝贵日子。

　　在那段时间里，舒先生为北京人艺写剧本最多，也常常来看排戏和演出，由于在丰富胡同十九号的舒宅与首都剧场的距离不远，他主张不坐汽车，慢慢蹓跶。于是，我就负担起了接送先生的任务。这是我非常喜欢干的差使，因为先生拄着拐杖走在前边，我夹着先生的皮包跟在后边，如同进入了“胡同课堂”，边教边学，边问边答，点点滴滴，受益颇多，真让人感觉到那种“润物细无声”的意思。

　　那天我问舒先生：“作为文学爱好者，您说得注意点儿什么呢？”舒先生扬起头来立即答：“要勇敢地写，不成功就勇敢地扔喽！”他停了一下又说，“有时候，勇敢地扔比起勇敢地写还要困难得多！”多少年以后，我才渐渐地明白了写东西否定自己要比肯定自己更加不容易。

　　有一次，看完了排戏，舒先生兴致很高，有感而发地说：“一个人物说什么固然重要，可他怎么做更为重要！” 我认真地想了想，这一条真是太厉害了，显然把生活和艺术做了严格的区分。人物说什么还应该是属于共性的生活形态，只有让人物找到了怎么说和怎么做的时候，那才算是向个性的艺术形态做了提升，发生了质的变化。

　　舒先生笑着对我说：“戏曲有个好条件，尽管有的是水词儿，只要唱腔儿好，就能遮掩住语言的疮疤，让大家爱听爱唱。可咱们是搞话剧的，没有这个条件，台词是主要的艺术手段，有了台词才能创造出人物来，必须十分考究，精益求精。千万不能废话连篇，专门用‘话’来‘锯’人。那样观众的耳朵受不了，心就更受不了啦！”话剧不能真用“话锯”，这话说得很风趣，也很有味道。遗憾的是，舒先生所批评的毛病依然大量存在着——话剧里的语言往往欠结实、欠生动；话里没有色彩、没有形象，一句只是一句，使人不能联想到生活各方面，不能使观众听到话就看到了图像。

　　舒先生是国家评定的“中国语言大师”之一，也是我们大家所公认的专家里手，在这方面的造诣很深，成就斐然。他笔下的剧本台词可以说是妙语连珠。仅就经典剧目《茶馆》来说，人艺许多人，包括演员、导演、舞台美术工作者，乃至台下看过戏的观众，都能把全剧的主要台词倒背如流。有的精彩台词竟然在生活中广泛地流行起来，经久不衰。比如，常四爷在第三幕里那句十分动情的台词：“我爱国啊，可是谁爱我呢？！”可以说是表达了中国古今知识分子的复杂心声。难怪巴金把这句出色的台词称颂为“老舍先生的难忘遗言”。

　　舒先生笔下的不朽台词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他自己这样回答：“我只愿指出——语言是生命与生活的声音。没有生活，即没有活的语言。我有一些旧社会的生活经验，我认识茶馆里那些小人物，我知道他们做什么，所以也知道他们说什么。以此为基础，我再给这里夸大一些，那里润色一下，人物的台词即成为他们自己的，而又是我的。”说到这儿，他还举出唐铁嘴的一句台词为例：“我已经断了大烟，改抽白面了。大英帝国的香烟，日本的白面，两大强国伺候我一个人，福气不小吧？”舒先生进一步解释说：“写台词得像写诗那样，千锤百炼。看来越似乎是信手拈来就越见功夫。唐铁嘴是一个无耻的人，就可以说这么无耻的话，这是在情理之中的事。”

　　舒先生是如何留意生活中的语言，并把它选择收存起来、准备将来加工成剧本台词的呢？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小故事：

　　舒先生一次请于是之到饭馆吃饭，等他们步入雅座间落座以后……

　　服务生问：“您吃点什么？”

　　舒先生答：“瞧着办吧。”

　　服务生走了以后，舒先生很有兴致地向于是之讲解说：“这要是过去饭馆里跑堂的，就不会这么招呼顾客了。即使你是第一次来这个饭馆，只要看见你带来了朋友，跑堂的便会把你引到雅座的外边儿，先得说上一句——‘您还在这屋吧？’这是为了向你的朋友表明， 你不是第一次来雅座吃饭。然后，等到落座以后，倒好茶水要再问上一句——‘今天您吃点儿什么啊？’这是为了向你的朋友表明，你差不多天天来这家饭馆吃饭……”

　　于是之听了以后，深深地感到舒先生是多么高度重视生活的细节，对语言的积累又是多么高度敏感。是的，舒先生说过：“剧作家必须在人物头一次开口，便显示出他的性格来。剧作家必须知道他的人物的全部生活，才能三言两语便让人物站立起来，闻其声，知其人。”

　　在《茶馆》第一幕里，有这么一个演员擅自修改台词的故事。专门“吃洋饭”的马五爷戏并不多，由童弟来扮演。演员们都愿意多演戏、多加台词，好加深人物留给观众的印象。于是，童弟就看准了马五爷训斥二德子的戏。戏中，二德子与常四爷大吵大闹起来，表现不好。马五爷看着不顺眼，出面进行干涉，厉声说：“二德子，你威风啊！”童弟觉得本来就台词少，观众留不下什么印象，干脆再加上一个“好”字吧，悄悄地变成了：“二德子，你好威风啊！”也没有通过导演，就这么演出了，一直演出了上百场。等到多年以后，经过“文革”重新再演，童弟才忽然觉得自己加台词错了，因为“你威风啊”是根本不允许你威风；而“你好威风啊”是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让你威风。于是，他又自觉地把“好”字悄悄地给删掉了。演员擅自改了一个字，经过十多年以后又歉疚地给改回来，足见剧作家功力的厉害。正如周恩来总理所说的：“剧本里好的台词是不应该改动的！”

　　有一次，我特意向舒先生请教如何才能写好剧本里的台词，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他听了以后，思考了片刻便说：“要说着上口，听着入耳，容易记住又不忍心把它忘掉！”

　　显然，第一句是从演员角度说的，第二句是从观众角度说的，而第三句和第四句是从台词应该达到的高度上提出来的。前者“容易记住”已经不太容易，后者“又不忍心把它忘掉”则是更难更难。但是，舒先生写的台词中就有着众多的光辉榜样，真够我们学上一辈子的了。

　　有一天清晨，我去舒先生家接他来人艺读剧本。回来的路上，我想了好一会儿才张开嘴，紧张地说：“舒先生，我想从演员改行学写剧本，您看能行吗？”舒先生听后突然停下脚来，看了看我，等再走起路时才回答说：“有志者事竟成嘛。怎么不行啊？”我得到他的肯定，心里像是点燃起了一把火。他继续缓缓地说：“可是，您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文学的门类都得试试，触类旁通，那里边儿都是互相连着的呐！”我把这话听到了心里，边听边连连点头。他又说：“我的经验是艺不压身，什么都得写，都能有好处。您比如，写散文可以抒发自己的情感，写小说可以练习表现内心活动，写单弦、大鼓可以锻炼掌握调词遣句，写相声还可以帮助把握结构……您可以以写戏为主，但是十八般武艺都得会。先得有生活，有了生活，适合什么就写什么。当然，一个文人起码应该学会脑子多转圈儿。习惯了脑子多转圈儿，笔底下才会精致一点儿。”后来，我问世的第一篇作品是相声《查卫生》，舒先生不但仔细看过，还动笔帮助修改，甚至连语助词也给予了一一的纠正，最后更是通过他的推荐才在刊物上发表出来。

　　写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了于是之概括舒先生的四句话，那就是：“大土近洋，大雅近俗，精通世故，返璞归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