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悲的灵慧——评《毕飞宇文集》(房伟)

　　日前出版的《毕飞宇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对一位成绩斐然的中年作家来说，无疑是一次有效的总结。很多年来，我们给毕飞宇贴上过“日常叙事”“智性写作”“晚生代”的标签，时过境迁，他的小说艺术日益精进且变化多样，那些标签却渐渐苍白模糊了。

　　当对一个作家用思潮和代际来划分显得捉襟见肘时，说明该作家具有了经典潜质。表面上看，毕飞宇是新时期文学的宠儿，他的创作轨迹似乎暗合从先锋文学、新历史主义到日常写作、现实主义回归的文学思潮，但细细思量，又很难说他符合这些定义。如《雨天的棉花糖》，写战俘红豆之死，有先锋态的语言修炼和奇妙玄思，却透露出无可遏制的人道主义激情；《青衣》明写经济时代文化的落寞命运，却于惨淡之中溢出飞扬激烈的理想情怀；《推拿》表面以“盲人尊严”的现实题材取胜，骨子里却有不可复制的语言魔力。

　　如果要说对毕飞宇的直观感受，我会选择一个较感性的词——慈悲。真正的文学都洋溢着对人的慈悲。读毕飞宇的小说，能感受到他的诚意，他的朴素的温情与平等的从容。新时期以来的纯文学创作，有的以文学/政治的二元对立模式，将对立面放大到极限，甚至不惜失去起码的真实，有的则以伦理建构替代思想建构，以抒情自我的虚构来遮蔽严峻的现实冲突。毕飞宇的可贵正在于，他用“慈悲”化解了戾气，既保持知识分子的理性，又以真挚情感与悲悯内心，在写实与想象、当下与历史之间搭建“心灵之桥”。

　　毕飞宇的创作，由短篇开手，气质近于诗，避免了题材、情节、意识形态的诱惑，而在长篇小说中又建立了人性书写的文学哲学。无论是历史维度中充满好奇心的儿童、心理扭曲的知青、抑郁的战俘，还是现实生活里生不逢时的戏子、挣扎求生的盲人按摩师、渴望“睡素觉”的都市情人，都展现出作家与众不同的气质。《平原》和《推拿》两个长篇，一个面向历史，一个面向现实，写的都是普通人，映射的却是时代的疼痛。毕飞宇是拒绝虚无的作家，即使采用第一人称的有限视角，我们也能看到一以贯之的隐含作者在慈悲地注视。这种慈悲不是高高在上的怜悯，而是起于对自我有限性的清醒认知，然后才是推己及人的诚恳，是起于凝望星空的惶恐，然后才有博大神秘的光亮。

　　有了慈悲，就有了丰沛的元气与生命的底气。毕飞宇小说出人意料的简约气度和鲜活的丰赡之美，不是游戏的智性想象，而是源于慈悲之上的洞察力。他用情感调动形象，形象又准确传达事物本质，这个过程不是简单的理性判断，而接近更高的灵慧。由慈悲而来的思想，格外动人，对人性的洞彻不以伦理抒情掩盖真相，也绝不祭起批判大旗，不以诡谲意象眩人耳目，而是以人性本来面貌展开，细致绵密地推演。《玉米》系列作品，题材不算新鲜，可以说是上世纪60年代出生作家的“伤痕小说”，其中有对冷酷人性的失望，但作家没有将失望扩大为虚无，或披上温情面纱，而是让人性在慈悲的光亮中敞开。对玉米三姐妹，作家拒绝廉价道德评判，也拒绝廉价同情，她们不完美，甚至不太善良，但她们的疼痛和软弱、温情和冷酷、真诚与虚荣，都是那个时代乃至今天的社会真相的一部分，是我们内心的一部分。由此，《地球上的王家庄》里，孩子的诗意宇宙就有了抗衡的力量，《哺乳期的女人》中，旺旺和惠嫂之间难言的情感交流就打动人心。我们甚至原谅了《青衣》里生不逢时的筱燕秋。错过机会却不愿错过人生，忍住遗憾却忍不住悲伤，认了挫折却不愿认了命运，我们心里不都活着一个筱燕秋吗？

　　有了慈悲，也就有了“心贴心”的耐心，也才会有优雅又有力的旋律感。毕飞宇早期的中短篇小说，既有先锋哲学意味，又有唐诗似的旋律韵味，到《平原》《推拿》这样的长篇，文笔更朴实自如，旋律感却更强烈了。于情节大开大合与人物命运陡转之际，却轻拿轻放，淡扫蛾眉，了无痕迹。毕飞宇对汉语抒情性与旋律感的发掘、对汉语形而上特质的迷恋，成就了他独特的小说语言，这是一种陌生化又不断起伏跌宕的灵慧之言，这种语言有骨、有血肉、有温度、有慈悲，绝不是简单的先锋实验和封闭的自我重复。

　　毕飞宇与批评家张莉的对话录《牙齿是检验真理的第二标准》也在文集推出的同时出版。在对谈中，毕飞宇对自己的阅读和创作做了阶段性的总结和梳理，读者可从中追溯到他文字魅力的根源所在，也有理由相信，他能写得更好、走得更远。毕竟，他始终在拒绝平庸中以写作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