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真长篇小说《活着之上》:天问的回声(陈福民)

　　在《活着之上》中，阎真把自己的批判视角推到了致命的追问：当“活着”成为压倒性、垄断性乃至惟一合法性的价值观后，在它之上到底还有没有我们值得信奉和持守的事物？对它的回答有多么艰难，即可证实时代的沦陷有多么深广。

　　《活着之上》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读作当代“儒林外史”。阎真既对社会环境提出了强烈控诉，同时，他也使用“外史”的手法，对书中大小人物予以或辛辣或善意的针砭嘲讽。

　　在中国当代文学领域，阎真是一个辨识度极高的作家。2001年，中国文学及其读者通过一部《沧浪之水》记住了这位江南书生和他对于时代的深刻质 疑与忧愤，十几年来未曾忘怀。客观地说，《沧浪之水》在艺术上虽属上乘，但远未达到非凡的不可比拟的高度，相对说来，文本采用了一种比较传统的现实主义叙 述手法，人物性格也算不上多么丰富和复杂。然而，《沧浪之水》拥有一种在当时极为鲜明、有别于“芸芸众生”的气质和关切，提出了一个相当重要的时代命题， 即从中国古典文人那里传习下来并本该成为现代知识分子立身立人之精神资源一部分的那些珍贵的事物，是如何一点一点被这个世界侵蚀与摧毁的。正是这种气质与 关切，或者正是这个严峻的时代命题，令人扼腕长太息。直至今日，上述忧愤和关切非但没有得到缓解，反而愈发尖锐和沉重，特别是在新世纪以来，人文教育不断 加大了它的行政化、产业化与市场经济权重与品质，上述忧愤与关切就愈来愈成为当代知识分子困兽犹斗的现实处境。这几乎成为阎真观察生活最核心的基点，是他 挥之不去的梦魇，也是他对自己念兹在兹、但今天已然凋敝飘零的精神世界的痛惜与悼挽。所谓“夜正长路也正长”，有如芒刺在背骨鲠在喉。于是，又有了这部 《活着之上》。

　　关于“活着”的天问

　　可以说，《活着之上》与《沧浪之水》是一对“连体婴儿”。尽管它们时隔14年之久，尽管《活着之上》中聂致远的博士身份与高校教师生涯，要比 《沧浪之水》中的池大为来得更具典型性，也更细腻生动，但二者之间融会贯通的精神脉息却是一望而知的，它们的共同关切从未有过丝毫的放弃和改变。只不过， 《沧浪之水》如其名字所示那样，还有一种“濯吾缨”、“濯吾足”的清扬之气概，而到了《活着之上》，阎真则把自己的批判视角彻底推到了看似浅显实则更为致 命的追问：当“活着”成为压倒性、垄断性乃至惟一合法性的价值观后，在它之上到底还有没有我们值得信奉和持守的事物？我相信所有人的回答都不会有多大差 异：当然是有的。但阎真的《活着之上》不再给你躲闪的机会，他直接追问：如果二者发生冲突，你会怎么选择？就像我们每天都会遭遇的各种细节，为了“活着” 这个超级霸权，能否无情践踏那些积累了千百年的精神信仰？就如同书中聂致远顶头上司金书记那样，除了自己的利益之外一切都是“小事”，或者如同聂致远的发 小蒙天舒那般，为了“有朝一日”无所不用其极。这时候，人们的答复恐怕就要颇为踌躇了吧？

　　在并不夸张的意义上说，《活着之上》是一种已经被时代淡漠乃至遗忘了的“天问”。对它的回答有多么艰难，即可证实时代的沦陷有多么深广。特别是 当“活着”越来越成为一种普适性的意识形态之后，那些少量敢于站出来或者试图站出来对它说“不”的抵抗者们，往往都遭遇了灭顶之灾。小说通过对聂致远的遭 际、纠结、持身和各种牺牲的描写，极为真实而有说服力地呈现了这一点，阎真让我们再一次听到了“天问”在我们内心的回响，催迫我们有机会认真想一想活着之 上的意义。

　　这当然算不得非常新颖独到和罕见的追问。对于这类环境与人性的循环性关联的指控，人们早已经谙熟，它们真的太平常也太久远了。东汉李固之死，引 发了“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的千古叹息。沿着这个谱系，我们可以梳理出一整套相关范畴、人物及其命运，诸如“忠/奸”、“清/昏”、“廉/贪”等 等。历史的表彰与那些人物的具体遭际基本都呈反向排列，前者高尚而惨烈，后者卑污却总是现实获利者。活着，以及之上，从那时起甚至更早，便成了一个问题。 《沧浪之水》中的池大为，如果不按照“厚黑学”打理自己，要想“成功”那是万难；蒙天舒卖力觍颜、钻营角逐，永远是一个捷足先登的胜出者。这种在历史当中 不断发生的“劣币驱除良币”的逆淘汰法则，迄今非但没有销声匿迹，反有愈演愈烈之势。

　　知识分子的视角与关切

　　与《沧浪之水》曾在一定程度上被误指为“官场小说”不同，《活着之上》最值得注意的，是它不折不扣的知识分子视角与关切。任何一种精神质询和规 范性要求，都有它相适应的人群。在阎真的理解中，他当然希望“芸芸众生”都能听见他的痛苦叩问，但在一个更为准确的层面上，他的痛苦、关切和忧愤是留给当 代知识分子的。对此他有鲜明的立场和态度，蒙天舒之流自不必言，即便是聂致远的大师兄，《历史评论》副主编周一凡，最高等级项目的评委，品学兼优的大学 者，拿沉甸甸的大红包不动声色之后，又掉入凡尘大叹买不起房的苦经，都能让我们体会到阎真公私分明的理想性期待。我想，几乎所有人都能够理解，甚至异口同 声指出“这完全是环境所致”。这么说肯定没错，但阎真在《活着之上》的描写中，对于构成这一环境的诸种要素，如权力交易、行政化等等，都做了鞭辟入里的揭 批，但他显然不想让这种揭批成为知识分子个人主体推卸自身担当的无限后门。尽管阎真基本没有让聂致远大谈阳明心学，但阳明心学的格物致知及知行合一观，在 聂致远那里是从未曾动摇过的立身立人原则，他不允许自己一面伶牙俐齿圣人之言另一面随波逐流蝇营狗苟。我猜测，在阎真那里，最痛恨和鄙视的，可能就是那种 一面痛骂体制另一面钻营体制的“伪人儒”。因此，聂致远不能苟且于“活着”的哲学，并且一个人在那个环境中担当起来了。这情形，让我想到亚伯拉罕为索多玛 城求赦免时向耶和华提出的“十个义人”的伦理假设。无论西方还是东方，都不会蔑视这十个乃至一个“义人”存在的意义。

　　与《沧浪之水》相比，《活着之上》把“钱”——经济状况与人格关系的现代资本严重性提到了一个触目惊心的高度。小说中在最现实的层面直接提到钱 与经济压迫的场面次数不胜枚举，从赵平平及其母施加于聂致远的购房压力，到聂致远推掉东北老板个人传记的纠结，从“克扣”女儿安安出生的购物清单，到参加 老同学佟薇薇婚礼的随礼，从版面费到大红包，从韩佳的凯美瑞到凌子豪的雷克萨斯……阎真此次谈“钱”不厌其烦，这是非常值得玩味的有趣的现象。聂致远们是 信奉孔学义利观的人，深通“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道理，但在当下现代生产关系对传统农业社会结构全方面摧毁的条件下，他已经不可能再学着琵琶女的口 气重复那些诸如“商人重利轻离别”之类的抱怨了。如书中交代，聂致远可以“不食周粟”，但他女儿安安起码要有粟可食。这一点，是现代经济关系假借赵平平之 手抵消聂致远君子观的杀手锏。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全面进入我们的生活体系中，因此，今天人们在谴责金钱对于人的品行的腐蚀压迫的同时，正视现实经济 关系对于个人道德品格的真实含义，是特别必要的。

　　新世纪的当代“儒林外史”

　　《活着之上》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读作新世纪的当代“儒林外史”。阎真既对生产和压迫这些知识分子的社会环境提出了强烈控诉，对于人文社科领域的高 度行政化弊端深恶痛绝，也对与自己同行的当代知识分子有严厉的批判。同时，他也使用“外史”的手法，对书中大小人物予以或辛辣或善意的针砭嘲讽。吴教授虽 然开始曾盛气凌人对聂致远构成权威性压力，但在后来又能慨然答允为聂致远推荐论文，出人意表。在评正高职称时两方相持不下，聂致远意外收得“渔人之利”， 失利的孟子云和肖忠祥，一个号啕一个昏倒，几与范进中举后的疯癫相媲美，于夸张中活画出当代儒林众生相之不堪。而蒙天舒这个人物又复杂有趣得多，作为一个 “小人物”向上爬的典型，除了觍颜、投机之外，他去外地参加学术会，竟越俎代庖自愿充当会务组接待成员，借此靠拢学术大佬，诸般行径既令人齿冷也令人喷 饭，在如愿坐上副院长“宝座”后既暴肤浅虚荣，又能在遭受富豪同学凌子豪的鄙薄抢白时唾面自干。这个卑微而傲慢、可怜而可怕的性格，是阎真在本书中刻画得 最为成功的人物之一。

　　《活着之上》对现代生活的理解、对当代知识分子精神状况的批判，都打上了鲜明强烈的个人烙印。作为一个观察者、写作者和批判者主体，阎真有着淌 入血液、深入骨髓的中国古典思想精神来源。小说始于《红楼梦》亦终于《红楼梦》，但“红楼”中有关世界认知的那些哲学观念，如“色空”、“好了”等，聂致 远并不感兴趣，他所感动和追慕的是曹侯于“绳床瓦灶”清贫寂苦中对《石头记》的“批阅十载增删五次”。关于这一点，阎真未必是要说服别人，但至少，他希望 自己确信，精神上的丰富伟大的创造，隐约地与贫困相关。这里面似乎隐含着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 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这类信念。此外，小说中主要人物精神世界的关键词，多与气质、节操、风骨、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等中国古典文人的精神信 仰有关。而西方知识分子那种对世界本体认知的狂热、对社会结构分析的痴迷等特性，在《活着之上》的知识分子那里基本没有痕迹。知识分子个体的道德精神自我 完善、知行合一，对于阎真的知识分子观来说是首要功课。也正是这一点，让阎真与其他的知识分子批判性写作区分开来——他在进行严厉的社会批判时，一直警惕 那种自我推卸、遗忘反思的外在化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