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艺学要有“中国创造”(郑伯农)

　　世界各民族的文学艺术，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的特征。既要研究各国文艺的共同点，也要研究各自的不同特征。

　　我们的文艺学教科书，基本上是移植西方和前苏联的文艺学体系而构建起来的。我以为，我们首先要研究中华民族五千年以来文艺的发展历程和它的特殊规律，参照西方的学术成果，在这个基础上构建自己的文艺学。

　　中华文学和西方文学有诸多不同点，其中很明显的一点，就是西方文学以拼音文字为载体，中华文学以方块文字为载体。汉语一字一音，有四声、平仄，有一字多音、一音多字、一字多义，等等，由此产生了种种与西方不同的表达方式，也产生了一些与西方完全不同的文学品种。譬如运用谐音字，就是我国古典诗歌的一种很独特的手法。刘禹锡的“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就是运用谐音字表达爱情的千古绝唱。又如楹联，乃是我国所独有的一种艺术形式。自唐宋以来，楹联在中国老百姓中十分普及。“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每逢过年，几乎每家都要贴春联。中国的诗词歌赋中有对有联，西方就没有。那么，楹联算不算文学？我们的《现代汉语辞典》文学条目是这么写的：“文学，以语言为工具形象化地反映客观现实的艺术，包括戏剧、诗歌、小说、散文等”。根据这个定义，楹联可以归入哪一类？恐怕哪一类都算不上。所以，现代教科书上的文学概念，基本上是根据西方流行的文学品种概括出来的。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骆宾王的《讨武瞾檄》，当然可以勉强归入散文，但和新文学中的散文是很不一样的。《出师表》是诸葛亮写给刘禅的奏章、《讨武瞾檄》是骆宾王为徐敬业写的告示，按照教科书的文体分类，它只能算公文、应用文，不能算文学。

　　《现代汉语词典》的“艺术”条目是这么写的：“用形象来反映现实但比现实有典型性的社会意识形态，包括文学、绘画、雕塑、建筑、音乐、舞蹈、戏剧、电影、曲艺等”。这里，把曲艺包括进去了，这是很大的进步。但没有书法。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因为西方没有书法。文艺学教科书，解释得了荷马史诗，解释得了希腊悲剧，却解释不了类似书法、楹联这样的中华文艺。许多文艺品种都以“形象地反映生活”为追求目标，但中华文艺中亦有很“另类”者。譬如书法，虽以象形文字为书写对象，却并不追求再现生活中的具象。绘画讲究“酷似”，书法则追求气韵，追求“精、气、神”。

　　“五四”新文化运动猛烈批判了我国几千年的旧文化，它的反帝反封建精神和民主科学精神是十分可贵的，但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存在着严重的形而上学，对传统文化有片面否定的倾向。在批判传统文化的时候，一些人把矛头指向汉字，认为中国文化的落后，根子在于语言的不科学，出路就在于废除方块字，实行汉字的拉丁化、拼音化。不论胡适这样的右翼文人，还是鲁迅、瞿秋白这样的左翼文人，在这一点上似乎并无歧见。新中国成立后，成立了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这个委员会没有否定汉字，没有赞同汉字拼音化的主张，而是实行简化汉字。这是十分英明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还要感谢两千多年前的秦始皇，他实行“书同文、车同轨”，对于凝聚中华民族产生了无可估量的重大作用。世界上有不少文明古国，它们大多没有延续至今，中华民族则至今延绵不断。秦始皇的“书同文、车同轨”，我们的方块字，在其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如果没有共同的象形文字，如果文字不具有与他人迥异的特点，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华民族，能延续不断地凝聚至今吗？

　　习近平同志不久前批评了语文教材中的“去中国化”问题。我以为，这个问题不但存在于教育领域，其他领域也存在。搞“去中国化”，有的是自觉的，大多是受习惯势力的影响，跟着潮流走。不少同志真心实意地为建设中国的文艺学体系而努力。有人以为，只要把古典文论中的一些概念，譬如“风骨”、“神韵”、“性灵”、“境界”等，转换成现代汉语词汇，转换成能与西方文艺学概念接轨的词汇，就能实现中国文论的现代化。我以为问题没有那么简单。中国的文字和西方大不一样，文艺传统也很不一样。他们有他们的体系，我们有我们的体系。我们首先要把自己的情况搞清楚，立足本国，放眼世界。如果连本民族的艺术特征都搞不清楚，还怎么可能更宏观地把握世界各国艺术的共同特征？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下苦功夫研究中华文化，从中引出规律性的东西。只有把握好民族文艺的特殊规律，又深入研究世界各国文艺的特征，我们才能在这个基础上写好当代的文艺学。我们的文艺学不仅要“中国制造”，还要“中国创造”。要越过“移植”这道门槛，进入真正的独立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