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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行与回归,是为了再出发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5年03月06日09:42 来源:解放日报
  叶辛   赖声川   孙冕   叶辛                赖声川              孙冕

  远行,是行动,也是思想,是迎接新时代的一种态度;回归,是理性或情感的去向,是对前方目标的一种表述,是我们终将抵达之所。不久前,在广州中山大学,“拙见演讲”举办了题为“远行与回归”的演讲活动。本版经授权,对部分精彩内容予以整理,以飨读者。

  整理 本报记者 徐蓓      李乐为 摄

  两种目光,关照今天中国的现实

  叶辛 作家,中国作协副主席

  我年轻的时候去得最远的地方就是贵州,在这之前我从未离开过上海,根本不知道庄稼是怎么长出来的。但是,随着1700万知青上山下乡、插队落户,让我感受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我插队的地方在贵州省修文县九昌人民公社沙锅寨,处在三个县交界的大山里。它的名字之所以叫“沙锅寨”,有两个说法,一个是说它的外形有点像一口倒扣的沙锅,另外一个说法是贵州话“最里面的地方”叫做沙锅,因此可以想象它的偏远。从上海到重庆的91、92次列车,有一站叫做“九昌人民公社站”。从上海到九昌一共是2496公里,而从这个小小的火车站到沙锅寨还有十多里地。

  当我跟一大帮上海知识青年来到这个山乡时,我发现这里的一切和上海是不一样的:住房是不一样,道路、山坡是不一样的,连种的地和江南水乡也是不一样的。我自然而然地用上海小青年的城里人的眼光,自以为是地觉得,山乡的一切都是落后的、蛮荒的。但是,随着天天在山乡里和老乡一起生活,我的眼光慢慢有了变化,开始觉得这些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也要生存,他们春夏秋冬一年四季都在干活,却总是达不到温饱的程度。由此,我开始思索这些农民的生存状态。

  我慢慢有了转变。我也会像农民一样,看到下雨下久了就担心农地涝;如果晴天持久了,又害怕会干旱。收获的季节,我们分得142斤湿稻谷,晒干之后就是100多斤,打成能吃的米,大概是80多斤,我和我妹妹一起吃,一个月差不多吃光。上海知识青年还可以依赖家里人寄一些粮票,或者有探亲的人给你带一些猪油和菜油过来,可一样分到这些粮食的农民吃不饱怎么办?就只能吃家里屯的粮食,或者采些山里的野果和野菜。

  后来我开始提笔写一些我生活的环境以及我周围发生的事,我有幸成了一名作家。很多年后我回到城市,我又开始用农村人的眼光看待都市。1990年,我刚刚调回上海的时候,在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吃泡饭骑自行车看晚报》,说的是我对上海人的最初印象。这是我用农民的眼光来看待大上海。

  这成了我的一个特点,用城里人的眼光看待偏远的山乡,用偏远山乡农民的眼光看待都市,当这两种眼光交织在一起,经常会有一些新的想法冒出来。

  上世纪90年代我写过一部长篇小说《孽债》,借着5个来上海找父母的孩子的眼光来看待上海。3年半之前我又写了长篇小说《客过厅》,写的是一群步入老年门槛的知识青年骑自行车回到自己插队的地方,发现如今的山乡发生了巨变。

  我目前在写的长篇小说叫做《问世间情》,关注的是农民工里的“临时夫妻”现象。如今,有2亿多农民进城务工,造成很多夫妻分居两地,他们中一方在城里打工,一方在农村照顾老人、带着孩子,但是,他们也有爱的需求,也需要温暖,也需要生活得更好。尤其是走进城市的打工族们,他们更希望自己能够尽快融入城市,因此形成了“临时夫妻”现象。这种关系也引发了很多问题,需要我们去关注。如果我们不去关注这样的群体,我们的城市化进程将是不健全的,我们的改革也是不彻底的。

  总之,我的远行和回归不像有的人那样跑得很远,但是我的远行和回归更着眼于我的创作,使我的创作能用两种不同的目光来关照今天中国的现实。

  我们走进了一个非常廉价的时代

  赖声川 台湾著名舞台剧、电视、电影导演

  我认为,远行是一种回归。就像吉普赛人那样,喜欢哪儿就到哪儿,很自在。我们慢慢可能要脱离这样一种概念,就是远行久了必须要回去,当然这种感觉是很温暖的,对于我来说,那是一种家的感觉。但是,我觉得如果人生要更加突破的话,还是要把自己的视野放大一点,你人在哪里,哪里就是家,这反而是一种更超脱的概念。

  前几年我写过一部戏,叫做《那一夜,在旅途中说相声》,是讲旅行的。这部戏中有一长段,讲到男主人公去欧洲转了一圈。这个故事其实是我自己的故事。

  有一年在旅行时,我看到很多让人震撼的教堂和美术馆,但真正让我深有感触的是在佛罗伦萨的一座古桥上。我看到桥上有一个人在那里弹吉他,就停下来听了一会儿。日落的时候,我又看到一对夫妻带着他们的小孩走上古桥,小孩一边哭,一边说肚子饿了。我突然生出一种很深的感触,不管旅行到哪里,不管觉得教堂和美术馆有多伟大,人们还是那样地活着,做着自己该做的事情,长大、结婚、生孩子,然后再照顾孩子、带孩子长大。我们读了这么多书,看了这么多东西,旅行到最后,远行了这么远,最后你如果能够认识到这个道理的话,旅行就算没有白费。

  我常常问我的学生,你们要出国留学,是希望你们的世界变得更大还是变得更小?很多人说我希望我的世界变得更大。我说好啊,祝福你,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答案,你应该立志让世界越变越小。我的意思是,这样你才可以更加理解这个世界。并不是说我来到巴黎,我被迷倒了,我喝了意大利咖啡,我被迷倒了,我们不能迷失在这些表面的东西里,而是要真正理解人生是怎么回事,世界是怎么回事。实际上,生命是一些很实际的东西,而不是那些看起来很浪漫的东西。

  今天,互联网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改变。还记得十几年前,我跟一位好朋友聊天,他说网络时代来了,这是多么伟大的一件事。我就问:你觉得人类真的会因为网络而进步吗?他说当然,比如偏远的山区里,人们缺乏医疗知识,而如今上网就可以找到一些治病的方法了。这个我承认,但是这并不代表人类在进化。我们身为一个物种,我们真的变得更加伟大了吗,或者是更加智慧、更加进化了吗?

  直到今天,我还是持这个观点。我觉得互联网只是一种工具,是一种发布资讯的工具,而我们只是在电脑上用鼠标点东西而已。我有时候甚至很同情在这个时代长大的年轻人,因为他们已经把互联网作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知识和资讯只要点一个键就可以得到,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却变得越来越疏远。

  我当年去美国留学,那个时候写一封航空信,差不多要5~7天才能到台湾。有时候没有钱,邮票比较贵,我就发走海运的信,需要3个月才到。你都无法想象3个月才能收到一封信,而对方回一封信,也需要3个月,因此我们更加珍惜这些信,一遍一遍地认真读。然而,现在这个时代一切似乎都变得廉价了,用微信发信息,一秒钟就能收到。字是廉价的,话也是廉价的,我们走进了一个非常廉价的时代,年轻人容易迷失,因为他不知道什么东西有价值,我觉得这是现代人面临的一个困境,需要我们去想一想。

  这种现状能够改变吗?这条路是没有办法回头了,但是改变在于自觉。如果现在的年轻人有足够的自觉,明白现在的问题是资讯太多、获取太方便、太浅薄,如果年轻人想清楚要的是智慧而不仅仅是知识的话,就有希望了。

  什么是智慧?要你自己去定义。智慧的层次很多。如果一个人喜欢美食,他每天想吃到好东西,就会去寻找,追寻到这个美食以后,他又会去寻找另外一个美食。这就是他的智慧,人会一步一步去突破。

  人还需要立志。立志的定义是什么?年轻人不一定从很小的时候起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从小就不知道我要做什么,一直到大学毕业都不知道我要什么。我是在一个机缘巧合之下走上戏剧这条路的,立志于戏剧之后,我就一条路走到底,我在伯克利大学以最优成绩完成了博士学业。回到台湾以后,我面对的是一个“文化沙漠”,当时甚至连剧场也没有。但你只要立志了,就能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远行,让我走进自己的内心

  孙冕 《新周刊》杂志创始人,从珠峰北侧登顶的年龄最大的华人

  人民网上有一个世界网民对于人生奢侈品的排序,其中排名第一的是有一颗童心,第二是有一个可以行走四方的健康的体魄,还有就是有一个广阔的胸怀,有一个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相伴。很庆幸,这些所谓的奢侈品我都有,我是一个特别幸福的人。我走过这么多的路,发现家就在我的心里。

  2010年登珠峰的时候,有一天我在大本营接到儿子的一封信。儿子说,我血液中流淌着爸爸坚定不移的精神,爸爸用他的生命行动教我怎么做人,我坚信爸爸能够顺利地登顶回家,那时候我会听他讲他的故事,陪他喝酒;万一他回不来,我会陪我妈收拾我爸留下的烂摊子。那一刻,我泪流满面。

  很多人跟我说,你经历过这么多的事情,有失败,有成功,它们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我说没有意味着什么,我在活着而已。

  在行走的过程中,你需要有很好的体魄和意志。有些人以为他们可以走得很快,但是我永远以一个固定的节奏行走,不快也不慢,我知道我的气息,知道我内心的能量和身体的力量在哪里,只要融合在一起,这条路就可以一直走到很远。

  我曾经陪伴陈坤一起在西藏行走过4条不同的路线。在行走的过程当中,我深深感受到我们每个人如何走进自己的内心,你的内心就是你的王国,在你的内心王国里,你就是你的国王。

  有一次,行走在西藏海拔5000米的途中。我儿子第一次跟着我走这样的路,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考验。本来我是走在前面的,为了他我走在了队伍的最后。那时候我觉得儿子怎么这么窝囊。走到一个峭壁下时,我看到儿子嘴唇发白,我知道他有高原反应,这是一个特别难受的过程。当时我对他说:不要看远方,就盯住你前面2米的路,不要分心,要专注,你要是走不出去,谁也不会把你拉出去。我说着这样的话,但毕竟是自己的孩子,还是很心疼,我转身过去把他身上的背包背在我的身上,然后跟他说:你摔倒之前喊一声爸爸,爸爸过来救你。我一步一步地带着他,看着他一天走得比一天好。

  走到最后一天,我们在拉萨有一个聚会,大家在走过了人生最难走的一段路程后都感慨万千。许许多多的志愿者和一起行走的这些年轻人,都忍不住哭了。我儿子也哭得满脸泪水,他拉着陈坤的手说,哥哥我以后还要跟着你走。

  去年,儿子居然带领一个团队十几个人去阿里的深山行走。阿里的深山我曾经去过3次,其中有一次我终生难忘。山里的路曲曲折折,好像永远走不到尽头。有一天我看到一个藏族年轻人一边磕头一边往前走,他回过头来时,我发现他才十五六岁,他要走多长时间才能走出这座深山啊!假如心里没有信念,根本不可能一步一磕头地走出去。

  前年我们走了另外一条路,这条路在珠峰的东坡,更加艰险。我跟陈坤发起这个行走的活动,某种程度上是冒着风险的。我们在珠峰7028营地的时候,很多人撤下来了,说前面发生了雪崩,两个登山者被埋在下面,假如我们的队伍早走的话,我们所有人都会被埋在里面。

  从海拔8000米往前走的时候,我走在最后,往上走最难的就是第二级台阶,那是一个垂直的台阶。等我下来的时候,我的领路人说你太牛了,因为你成了从珠峰北侧登顶的年龄最大的华人。

  从山路走回来的时候,我看到一朵小白云挂在珠峰边上,那个时候我想我就是那朵小白云。在这个行走的过程中,我心如止水,心无旁骛;但我知道我会离开这个清静的地方,这个一尘不染的地方,我会回到喧嚣的城市里,我希望我还能像这朵白云一样,把我的内心挂在这里。假如碰到一些烦恼的事情,我依然可以抽身而去,变成这朵白云。这就是我登山过程中的感受。  远行,是行动,也是思想,是迎接新时代的一种态度;回归,是理性或情感的去向,是对前方目标的一种表述,是我们终将抵达之所。不久前,在广州中山大学,“拙见演讲”举办了题为“远行与回归”的演讲活动。本版经授权,对部分精彩内容予以整理,以飨读者。

  李乐为 摄

  ■整理 本报记者 徐蓓

  两种目光,关照今天中国的现实

  叶辛 作家,中国作协副主席

  我年轻的时候去得最远的地方就是贵州,在这之前我从未离开过上海,根本不知道庄稼是怎么长出来的。但是,随着1700万知青上山下乡、插队落户,让我感受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我插队的地方在贵州省修文县九昌人民公社沙锅寨,处在三个县交界的大山里。它的名字之所以叫“沙锅寨”,有两个说法,一个是说它的外形有点像一口倒扣的沙锅,另外一个说法是贵州话“最里面的地方”叫做沙锅,因此可以想象它的偏远。从上海到重庆的91、92次列车,有一站叫做“九昌人民公社站”。从上海到九昌一共是2496公里,而从这个小小的火车站到沙锅寨还有十多里地。

  当我跟一大帮上海知识青年来到这个山乡时,我发现这里的一切和上海是不一样的:住房是不一样,道路、山坡是不一样的,连种的地和江南水乡也是不一样的。我自然而然地用上海小青年的城里人的眼光,自以为是地觉得,山乡的一切都是落后的、蛮荒的。但是,随着天天在山乡里和老乡一起生活,我的眼光慢慢有了变化,开始觉得这些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也要生存,他们春夏秋冬一年四季都在干活,却总是达不到温饱的程度。由此,我开始思索这些农民的生存状态。

  我慢慢有了转变。我也会像农民一样,看到下雨下久了就担心农地涝;如果晴天持久了,又害怕会干旱。收获的季节,我们分得142斤湿稻谷,晒干之后就是100多斤,打成能吃的米,大概是80多斤,我和我妹妹一起吃,一个月差不多吃光。上海知识青年还可以依赖家里人寄一些粮票,或者有探亲的人给你带一些猪油和菜油过来,可一样分到这些粮食的农民吃不饱怎么办?就只能吃家里屯的粮食,或者采些山里的野果和野菜。

  后来我开始提笔写一些我生活的环境以及我周围发生的事,我有幸成了一名作家。很多年后我回到城市,我又开始用农村人的眼光看待都市。1990年,我刚刚调回上海的时候,在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吃泡饭骑自行车看晚报》,说的是我对上海人的最初印象。这是我用农民的眼光来看待大上海。

  这成了我的一个特点,用城里人的眼光看待偏远的山乡,用偏远山乡农民的眼光看待都市,当这两种眼光交织在一起,经常会有一些新的想法冒出来。

  上世纪90年代我写过一部长篇小说《孽债》,借着5个来上海找父母的孩子的眼光来看待上海。3年半之前我又写了长篇小说《客过厅》,写的是一群步入老年门槛的知识青年骑自行车回到自己插队的地方,发现如今的山乡发生了巨变。

  我目前在写的长篇小说叫做《问世间情》,关注的是农民工里的“临时夫妻”现象。如今,有2亿多农民进城务工,造成很多夫妻分居两地,他们中一方在城里打工,一方在农村照顾老人、带着孩子,但是,他们也有爱的需求,也需要温暖,也需要生活得更好。尤其是走进城市的打工族们,他们更希望自己能够尽快融入城市,因此形成了“临时夫妻”现象。这种关系也引发了很多问题,需要我们去关注。如果我们不去关注这样的群体,我们的城市化进程将是不健全的,我们的改革也是不彻底的。

  总之,我的远行和回归不像有的人那样跑得很远,但是我的远行和回归更着眼于我的创作,使我的创作能用两种不同的目光来关照今天中国的现实。

  我们走进了一个非常廉价的时代

  赖声川 台湾著名舞台剧、电视、电影导演

  我认为,远行是一种回归。就像吉普赛人那样,喜欢哪儿就到哪儿,很自在。我们慢慢可能要脱离这样一种概念,就是远行久了必须要回去,当然这种感觉是很温暖的,对于我来说,那是一种家的感觉。但是,我觉得如果人生要更加突破的话,还是要把自己的视野放大一点,你人在哪里,哪里就是家,这反而是一种更超脱的概念。

  前几年我写过一部戏,叫做《那一夜,在旅途中说相声》,是讲旅行的。这部戏中有一长段,讲到男主人公去欧洲转了一圈。这个故事其实是我自己的故事。

  有一年在旅行时,我看到很多让人震撼的教堂和美术馆,但真正让我深有感触的是在佛罗伦萨的一座古桥上。我看到桥上有一个人在那里弹吉他,就停下来听了一会儿。日落的时候,我又看到一对夫妻带着他们的小孩走上古桥,小孩一边哭,一边说肚子饿了。我突然生出一种很深的感触,不管旅行到哪里,不管觉得教堂和美术馆有多伟大,人们还是那样地活着,做着自己该做的事情,长大、结婚、生孩子,然后再照顾孩子、带孩子长大。我们读了这么多书,看了这么多东西,旅行到最后,远行了这么远,最后你如果能够认识到这个道理的话,旅行就算没有白费。

  我常常问我的学生,你们要出国留学,是希望你们的世界变得更大还是变得更小?很多人说我希望我的世界变得更大。我说好啊,祝福你,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答案,你应该立志让世界越变越小。我的意思是,这样你才可以更加理解这个世界。并不是说我来到巴黎,我被迷倒了,我喝了意大利咖啡,我被迷倒了,我们不能迷失在这些表面的东西里,而是要真正理解人生是怎么回事,世界是怎么回事。实际上,生命是一些很实际的东西,而不是那些看起来很浪漫的东西。

  今天,互联网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改变。还记得十几年前,我跟一位好朋友聊天,他说网络时代来了,这是多么伟大的一件事。我就问:你觉得人类真的会因为网络而进步吗?他说当然,比如偏远的山区里,人们缺乏医疗知识,而如今上网就可以找到一些治病的方法了。这个我承认,但是这并不代表人类在进化。我们身为一个物种,我们真的变得更加伟大了吗,或者是更加智慧、更加进化了吗?

  直到今天,我还是持这个观点。我觉得互联网只是一种工具,是一种发布资讯的工具,而我们只是在电脑上用鼠标点东西而已。我有时候甚至很同情在这个时代长大的年轻人,因为他们已经把互联网作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知识和资讯只要点一个键就可以得到,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却变得越来越疏远。

  我当年去美国留学,那个时候写一封航空信,差不多要5~7天才能到台湾。有时候没有钱,邮票比较贵,我就发走海运的信,需要3个月才到。你都无法想象3个月才能收到一封信,而对方回一封信,也需要3个月,因此我们更加珍惜这些信,一遍一遍地认真读。然而,现在这个时代一切似乎都变得廉价了,用微信发信息,一秒钟就能收到。字是廉价的,话也是廉价的,我们走进了一个非常廉价的时代,年轻人容易迷失,因为他不知道什么东西有价值,我觉得这是现代人面临的一个困境,需要我们去想一想。

  这种现状能够改变吗?这条路是没有办法回头了,但是改变在于自觉。如果现在的年轻人有足够的自觉,明白现在的问题是资讯太多、获取太方便、太浅薄,如果年轻人想清楚要的是智慧而不仅仅是知识的话,就有希望了。

  什么是智慧?要你自己去定义。智慧的层次很多。如果一个人喜欢美食,他每天想吃到好东西,就会去寻找,追寻到这个美食以后,他又会去寻找另外一个美食。这就是他的智慧,人会一步一步去突破。

  人还需要立志。立志的定义是什么?年轻人不一定从很小的时候起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从小就不知道我要做什么,一直到大学毕业都不知道我要什么。我是在一个机缘巧合之下走上戏剧这条路的,立志于戏剧之后,我就一条路走到底,我在伯克利大学以最优成绩完成了博士学业。回到台湾以后,我面对的是一个“文化沙漠”,当时甚至连剧场也没有。但你只要立志了,就能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远行,让我走进自己的内心

  孙冕 《新周刊》杂志创始人,从珠峰北侧登顶的年龄最大的华人

  人民网上有一个世界网民对于人生奢侈品的排序,其中排名第一的是有一颗童心,第二是有一个可以行走四方的健康的体魄,还有就是有一个广阔的胸怀,有一个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相伴。很庆幸,这些所谓的奢侈品我都有,我是一个特别幸福的人。我走过这么多的路,发现家就在我的心里。

  2010年登珠峰的时候,有一天我在大本营接到儿子的一封信。儿子说,我血液中流淌着爸爸坚定不移的精神,爸爸用他的生命行动教我怎么做人,我坚信爸爸能够顺利地登顶回家,那时候我会听他讲他的故事,陪他喝酒;万一他回不来,我会陪我妈收拾我爸留下的烂摊子。那一刻,我泪流满面。

  很多人跟我说,你经历过这么多的事情,有失败,有成功,它们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我说没有意味着什么,我在活着而已。

  在行走的过程中,你需要有很好的体魄和意志。有些人以为他们可以走得很快,但是我永远以一个固定的节奏行走,不快也不慢,我知道我的气息,知道我内心的能量和身体的力量在哪里,只要融合在一起,这条路就可以一直走到很远。

  我曾经陪伴陈坤一起在西藏行走过4条不同的路线。在行走的过程当中,我深深感受到我们每个人如何走进自己的内心,你的内心就是你的王国,在你的内心王国里,你就是你的国王。

  有一次,行走在西藏海拔5000米的途中。我儿子第一次跟着我走这样的路,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考验。本来我是走在前面的,为了他我走在了队伍的最后。那时候我觉得儿子怎么这么窝囊。走到一个峭壁下时,我看到儿子嘴唇发白,我知道他有高原反应,这是一个特别难受的过程。当时我对他说:不要看远方,就盯住你前面2米的路,不要分心,要专注,你要是走不出去,谁也不会把你拉出去。我说着这样的话,但毕竟是自己的孩子,还是很心疼,我转身过去把他身上的背包背在我的身上,然后跟他说:你摔倒之前喊一声爸爸,爸爸过来救你。我一步一步地带着他,看着他一天走得比一天好。

  走到最后一天,我们在拉萨有一个聚会,大家在走过了人生最难走的一段路程后都感慨万千。许许多多的志愿者和一起行走的这些年轻人,都忍不住哭了。我儿子也哭得满脸泪水,他拉着陈坤的手说,哥哥我以后还要跟着你走。

  去年,儿子居然带领一个团队十几个人去阿里的深山行走。阿里的深山我曾经去过3次,其中有一次我终生难忘。山里的路曲曲折折,好像永远走不到尽头。有一天我看到一个藏族年轻人一边磕头一边往前走,他回过头来时,我发现他才十五六岁,他要走多长时间才能走出这座深山啊!假如心里没有信念,根本不可能一步一磕头地走出去。

  前年我们走了另外一条路,这条路在珠峰的东坡,更加艰险。我跟陈坤发起这个行走的活动,某种程度上是冒着风险的。我们在珠峰7028营地的时候,很多人撤下来了,说前面发生了雪崩,两个登山者被埋在下面,假如我们的队伍早走的话,我们所有人都会被埋在里面。

  从海拔8000米往前走的时候,我走在最后,往上走最难的就是第二级台阶,那是一个垂直的台阶。等我下来的时候,我的领路人说你太牛了,因为你成了从珠峰北侧登顶的年龄最大的华人。

  从山路走回来的时候,我看到一朵小白云挂在珠峰边上,那个时候我想我就是那朵小白云。在这个行走的过程中,我心如止水,心无旁骛;但我知道我会离开这个清静的地方,这个一尘不染的地方,我会回到喧嚣的城市里,我希望我还能像这朵白云一样,把我的内心挂在这里。假如碰到一些烦恼的事情,我依然可以抽身而去,变成这朵白云。这就是我登山过程中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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