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唤“说真实”的文学(周思明)

　　应该承认，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到今天，确实是空前繁荣的，仅就长篇小说而论，就已年产4000部之多，如果再加上网络小说，那就更加惊人。但在这繁荣的表象之下，又有多少入心入骨的感人之作呢？现在，许多文学作品都是华丽模仿而非沥血原创，从写什么到怎么写，不少“聪明”的作家往往省略了深入生活、研读经典这些绕不开的重要环节，对于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矛盾、缺憾等等，他们往往视而不见，为了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不惜挖空心思走捷径、赶时尚。而当代文学主体理论建设的滞后，对一些重要的文学原点问题的认识模糊，文学批评缺乏针对性和实效性，导致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等现象滋生蔓延，也是不争的事实，对于文学创作和受众鉴赏水平的提高，产生了消极影响。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以老一辈作家的创作经历为镜鉴，或能看清当前我们创作的不足和短板。莫言曾在《难忘那戴着口罩接吻的爱》中说道：“我觉得，在文革前十七年的长篇小说中，对爱情的描写最为成功、最少迂腐气的还是《苦菜花》。”年届八旬的老作家冯德英创作的长篇小说《苦菜花》，在对残酷战争环境下两性关系的描写方面卓有建树，其成就远远超过同时代作家。用莫言的话说，冯德英“确实把装模作样的纱幕戳出了一个窟窿，由于有了这些不同凡响的爱情描写，《苦菜花》才成为了反映抗日战争题材的优秀长篇小说”。作为长篇处女作，《苦菜花》何以一出手就引起亿万中国读者的强烈共鸣？在笔者看来，除了作品的艺术性和写作技巧精湛，主要还在于它的真实，它的对于历史真实的尊重。

　　当然，如果仅仅做到从生活出发、尊重历史生活，还不足以创作出感人肺腑的文学作品。写出“三花”(《苦菜花》《迎春花》《山菊花》)的冯德英也好，写出《林海雪原》的曲波也好，包括国外著名作家高尔基等人，几乎都有一个共性：就是在真实感受生活的同时，刻苦学习，发愤读书，正所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冯德英说，在写《苦菜花》之前，“我反复地学，读了很多书。虽然没上大学，文科的东西包括社会发展史、历史通史、中国通史都自学过，这方面的知识准备比较充分。我的信条是，读书破万卷，没有做不到”。在此基础上，“一开始创作，我就是想表达自己熟悉的生活，此后就一直沿着这个路走下来”。高尔基曾说过，他“像饿汉扑向面包一样扑向书籍”。鲁迅说：“倘能生存，我仍要学习。”

　　文学应该对历史生活的真实性负责。一部文学作品，只有基本反映了当时的时代，反映了当时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它才会有生命力，也才会有审美价值，才能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检视我们当前的文艺创作，这些年反映战争的影视剧之所以饱受观众非议，最突出的弊病就是假大空和胡编乱造。利益驱使下，经典文学改编影视剧，只顾追求收视率、上座率、票房和利润，但对是否符合那个时代的基本要求，是否尊重历史、从生活出发，则完全不在考虑的范畴之内。难怪一些老作家和当年革命战争的亲历者都曾不满地表示：我们现在很多反映战争的作品太脱离生活，文艺作品往往被当成了单纯赚钱的商品，违背历史、背对生活的胡编乱造成了一些作者创作的“新常态”。作为一个作家，必须要有自己的是非判断，要有自己的立场，应该重视历史，重视自己出生的土地，重视自己的所见所闻，不能出于某种目的而随意丑化、虚化，甚至解构和颠覆。

　　文学与历史是分不开的。文学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历史建构和传承。这不仅适用于历史题材创作，而且也适用于一切文学作品和文学研究。文学应该如何介入历史？在这个问题上，近年来出现了不尊重历史的本来面貌，不能客观地描述和表现历史，任意践踏、随意评说、肆意消费历史的令人忧虑的现象。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戏说”历史在文艺界悄然流行，及至上世纪90年代以后甚至发展为“胡说”与“恶搞”。譬如将历史事件剥离特殊的历史语境肆意发挥，或无视历史人物在特定历史进程中的功过是非，无根据地冠以纯粹的想象，甚至玄想，相关文艺作品在“戏说”之下沦落为被消遣和消费的对象，创作者的社会责任和价值坚守也被漠视和束之高阁。

　　当前，急需一种有真意、不卖弄、有骨气的写作。苏东坡、鲁迅的作品之所以能够名垂千古，就是因为他们和老百姓在骨子里能够结合在一起，和他们所身处的历史时代、民众生活丝毫也不隔膜，并且将个人的名利、地位都置之度外。身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作家们，固然要养家糊口，也有理由活得更好，但更要时刻想着读者，想着民众，想着自己作品的社会影响。而具有此文化自觉、文学自省的重要表现，就是要“说真实”。鲁迅曾说，“说真实自然须有极大的勇气的；假如没有这勇气，而苟安于虚伪，那也便是不能开辟新的生路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