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与浪漫(张炜)

　

　　■非常可惜的是，专业批评学科培养了太多的机械人士，他们只会对滚烫的艺术肌体进行冰凉的触摸。他们的冰凉不是因为采取了一种超脱的、个人的学术方法，而是完全没有血脉流贯才导致的假肢般的冷却。没有温度，缺乏一个生命与另一个生命沟通所需要的脉动，结果一切都是扯淡。

　　□张 炜(山东)

　　按照传统说法，人人都会说鲁迅是“批判现实主义”的，而不是“浪漫主义”的。其实不然，仅仅一个“现实主义”的标签完全不可以概括鲁迅先生，因为他是那么丰富饱满的一个人，可以说既冷漠又热情，既严肃又幽默，既很“现实主义”，又具有高度的“浪漫主义”。他的诗、散文，特别是他的小说和杂文，真是浪漫和有趣极了。他打笔仗的那些文章都写得辛辣多趣，是一个在近身缠斗中都不忘开个玩笑的人。我们很难用“现实主义”或者“浪漫主义”来框定鲁迅先生，因为他超越了所有这些“主义”，是一个热爱真理、最爱美、最有趣、最多情的人，他的杂文是诗，他的创作实践实际上确立了杂文这种文体的最高境界。

　　现代作家中，鲁迅的丰富厚重是难以超越的。出于逆向思维的执拗，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有人总是将另一些现代作家置于鲁迅之上，但是鲁迅先生整个生命蕴含的悲剧因素和道德感，远远不是另一些闲适趣味可以望其项背的。

　　如果说艺术是浪漫的，那么离开浪漫的距离，也就等于离开艺术的距离，离开诗的距离。一个纯粹的“现实主义者”，他怎么会是杰出的艺术家？莎士比亚不浪漫吗？雨果不浪漫吗？所谓的批判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甚至是巴尔扎克，他们不浪漫吗？巴尔扎克多么“现实”，可是他的作品中越是写得好的，也越具有浪漫气息。他的志向是作一个“时代的秘书”，也就是要如实地记录自己所处的时代万象。可这只是他的宣言而已，他其实是相当顽皮和冲动的，远没有老老实实做个“秘书”，而是一个出色的幻想者和创造家。他写的《朱安党人》，其中一个怪人翻译过来叫“走下地”，这人穿着一双木头鞋，个子矮壮，总是拿着一杆大鞭子，随时都要把敌人一鞭子打倒在地。《沙漠里的爱情》写狮子和人的情感，一切描述都夸张到了极处。我们熟悉的欧也妮·葛朗台这样的人物，也是极度夸张的。

　　其实谈到诗和文学总是如此，作家“浪漫”程度的不同，往往也决定了他们艺术量级的不同。

　　关于诗人李白和杜甫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之别，人们也往往采取了现代学术的一些时髦标准。比如对杜甫，就可以根据其诗文的内容，所谓的主题思想题材等等，推导出什么主要的“倾向”，概括出一些主要的“手法”，并抽离出一些现代通行的论述指标，给予命名。这种命名一旦发生，误读就大面积出现了，许多人会在这种框定里解读，把一个活生生的极丰富的杜甫给读得片面了僵死了——杜甫写了那么多人间疾苦，惨不忍睹，这还不是“现实主义”？但是，我们在读杜甫的时候，在许多微妙的感触和陶醉中，与西方关于“现实主义”的指标一点都对不上号。

　　对李白也是同样的道理。李白出奇的想象和纵情的言说，不用说是极符合西方关于“浪漫主义”的一些指标了，但他大量的记叙诗，那些像诗笔记一样留存的有韵文字，同样数量巨大，也是极其重要的。没有后者，我们甚至无法将一个游走四方的诗仙的行踪连缀起来，会断掉生活的链条。再者，也不仅是李白如此“浪漫”，如此激越冲动想象变形，古往今来哪个优秀的诗人又不如此？不如此又怎么会有诗？

　　可见他们都是“浪漫”的，也都是“现实”的。他们的“现实”是铺垫和前奏，他们的“浪漫”却是最终的完成。

　　当年别林斯基也常常从社会层面介入作品，但不同的是他对于文学和诗的深度感知力，对艺术强大的爱所带来的激越，与此连在一起的是质朴的人的冲动。他能够浑身颤抖地为艺术而争执，为真理而争执，于是就产生了巨大的说服力和感染力。这与今天评论界的某些荒诞论文有什么相同之处？非常可惜的是，专业批评学科培养了太多的机械人士，他们只会对滚烫的艺术肌体进行冰凉的触摸。他们的冰凉不是因为采取了一种超脱的、个人的学术方法，而是完全没有血脉流贯才导致的假肢般的冷却。没有温度，缺乏一个生命与另一个生命沟通所需要的脉动，结果一切都是扯淡。

　　真正的批评建立在阅读的基础上，而阅读应该去把握整个文字所呈现出来的东西，甚至跟文本不能直接对应的一些因素，这里最需要的还是生命的感悟力。现在看来，一些学术文字不是隔靴搔痒的问题，而是压根与作品不再发生关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