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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重而诗性的土地挽歌(李一鸣)

——刘玉栋小说的审美指向特征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5年03月06日09:21 来源:中国作家网 李一鸣

  如果人类的记忆可以分类的话,或可分为群体记忆与个体记忆,若将个体记忆再次予以划分,又可分为生命的存在记忆与精神记忆。这应该是个饶有意味 的界定,当岁月执意在每个人的生命中烙下成长的印痕,而时间,则以另一种姿态,完成着对人类精神的着意镌刻,它不止是打破了时间的局限,亦是对存在的一种 恒久指认。刘玉栋的小说,便是以生命的存在轨迹、精神的时间向度为坐标,将鲁北平原的大地苍生,那些阳光下深重的伤口,那些饱蘸泪水的诗意,以“清明上河 图”般的美学结构,以俄罗斯文学式的饱蘸浓墨的深情深重的笔力,描摹出既独特又共知的土地之上的场景。时间的碎片、若隐若现的时代背景、符号化的历史意 识,随着叙事者的故事纷纷展开,其间有自己的生命记忆,更多的则是作者以恣意驰骋的精神力量,完成对历史的自由打量与独立建构。这恰恰是优秀作品所深具的 品格,它令读者得以全然重新体验那些曾经的生活,或感知从未经历的人类跋涉。

  “冒险”的“轻逸”的诗性书写

  一种生活,一种人人都在经历着或经历过的凡俗岁月,能引燃书写的热望,必有许多繁复的理由,而其间不可规避的一个重要因素,必源于这生活里诗性 的饱满与充盈。刘玉栋的小说,无疑源自这样宽阔的诗意,从而使其文本凝结成大地上一枚枚诗性的露珠,或在太阳升起的晨光里熠熠闪动,或在星辰漫天的幕夜中 兀自垂落。此间的诗性,绝非直观的眼中的诗情画意,而是神观的心中的一种更为悠长的意味,深远复深重,满怀着无数未知的冒险。这冒险来自对大地本质的“切 近”之难,来自对人性意味的“考量”之艰,更来自易于为人诟病的“轻浅”之评。

  《我们分到了土地》中,爷爷为了企盼得到一块好地,近乎以神圣的心情让孙子逃学一天来抓阄,在得到一号阄后,他掩饰不住内心的狂喜,而当发现一 号阄所得到的土地只是五块地头子,他内心美好的期待顷刻被毁,整个精神瞬间坍塌,以至于最后孤寂死于地头。土地与农民的生命如此相连,而命运的敲打如此不 堪。小说结尾处,作者设计了一个梦幻般的情节,“我踩在圈沿的高处,一手攥着缰绳,一手抓着鬃毛,然后轻飘飘地落在它的背上。我觉得自己猛地长高不少”; “我看到月光下有一个黑影,他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前面是一望无际的麦田,那是我们刚刚分到的土地。马儿突然停下来,我勒一下缰绳,它的两只前蹄跃起来, 差点把我掀下去。它的身上潮乎乎的。它回过头,朝我夸张地扇动着鼻子”;“我望着月光下的那个黑影”;“泪水搅碎了月亮的光泽”。一个生命的逝去所带来的 沉痛,却在浓郁诗意中以浅浅淡语出之。《幸福的一天》则让猝然去世的菜贩子马全以灵魂漫游的方式来满足自己对于人生幸福的怀想。这超越现实的荒诞化叙事, 诗性地切入纯粹的人物内心。正如作者一篇作品的诗意浓厚的名字《风中芦苇》,对苦难的土地,生活于其上的苍生,成人世界的无奈与荒凉,孩子心念中的忧患与 成长,无不以深重诗意的在场,把握着作品的律动,建构着作品的气质。作者心中诗与思的交织与印证、提示与补充,醇熟的诗意与深重,不仅不相悖,反而有着相 辅相成的彼此梳理,不仅透视出作者的视野维度,亦彰显出作者大约已找到的传统与新意之间,一处弥足的中间地带。这避免了乡村题材写作的流俗,并于最为疏淡 简洁的叙述中,呈现出丰富而复杂的深刻意蕴。

  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说,“我的写作方法一直涉及减少沉重”,他认为,“只要人性受到沉重造成的奴役,我想我就应该像柏修斯那样飞入另外一种空间 里去。我指的不是逃进梦境或者非理性中去。我指的是我必须改变我的方法,从一个不同的角度看待世界,用一种不同的逻辑,用一种面目一新的认知和检验方式。 我所寻求的轻逸的形象,不应该被现在与未来的现实景象消融,不应该像梦一样消失”。“轻逸”的本质所在,或可以他对米兰·昆德拉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 轻》的评价来涵括,“实际上是对生活中无法躲避的沉重表示出来的一种苦涩的认可”。对于令人无法忍受的沉重的世界,在广阔的文学天地之中,“轻逸”的品质 或可创造出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截然不同的世界。《给马兰姑姑押车》中的少年小红兵,《葬马头》中葬了马头的瘸子父亲刘长贵,叫骂的母亲,被斩头煮肉的 滚蹄子马……这冒险的诗意中蕴含的“轻逸”,于刘玉栋用心的小说创造而言,恰如呼吸之于人的性命,无色无味、无可捕捉、无处不在、无可或缺。

  时间掂量的生命存在

  “所有的艺术作品,若不放在这门艺术的历史脉络下审视,就很难捕捉到它的价值:原创性、新意和魅力。”昆德拉在他的经典文集《相遇》中,曾反复 提及,关于艺术作品与其历史脉络的诸般关联,似在揭示一种写作的习俗与仪式,让人借助这位智者的心智之光,发现文学审美略显陌生的一面。

  在乡村小说的传统书写中,古今中外许多类似作品的共性之一便是下意识的怜悯,如托尔斯泰的“悯农”情结,如以赛亚· 柏林评价过的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唤起知识阶级对乡下农民生活的深广同情”, 而“格里葛洛维奇的《乡村》与《苦命人安东》,对农民悲剧命运的描写,也曾让别林斯基与妥氏流下感动的泪水”。诚然,永远最多承受风霜雪雨旱涝灾荒的人间 大地,以及大地上最为劳苦的人们,有足够的理由让人为之深掬同情悲悯之泪,而同时,这样的文本,亦折射出一种驱笔的惯性,即对某些书写传统的习惯性依赖, 因此在重复阐释前人的意义之后,难免隐约透出脆弱或无力。

  难能可贵的是,刘玉栋的小说作品,恰于此间展现出一种全然区别于传统作品面目的弥足新意。正是这种昆德拉式的“新意”,令作品同时生发出昆德拉 的另外两个宗旨:“原创性”及“魅力”。刘玉栋的小说创作多是纯粹意义的乡村题材写作,土地、马匹、粮食、饥饿、命运、希冀、生死,这些土地上一刻不曾止 息的人间岁月,命运遭际中的人生苦楚、离合悲欢,苦寒深泪,于作者笔下,竟无一例外全然生发出一种宽阔的、未可名状的梦幻般的气质,引人暗自为叹。哪怕死 亡——他的许多作品均写到死亡,老年的壮年的青年的动物的,离奇的哀婉的悲情的,这些死亡,这些人类生命中最为痛彻复惨烈的哀恸,此刻亦奇异地以一种真正 意义上的挽歌的旋律,覆埋了死亡仅仅对人类精神创伤的揭示。在他的作品中,生与死出现了忘我的彼此敬意,或者说,正如这些故事本身、及作者经由故事所传达 的意味一样:一切都不是源头亦非归宿,一切,包括生与死,只是时间的一部分段落,自由、平静、深重、宿命,苍远。

  不可否认的是作者对题材的有效把握。没有任何一种书写,比对自己熟知一切的书写来得更为自如。正如菲利浦·拉金说的,“面对世界,一个作者只消 径自退回到自身的生活中去,从中觅取写作素材。”这样的作品,极有可能成为有魅力的作品。刘玉栋的笔触,总是投向他所生长关切的农村大地,但他的作品魅力 并非仅仅来源于题材,以及对传统书写营造而出的消解,亦非刻意而为之的对传统叙述的疏离与异化,而是于精神的自由释放中,不着痕迹地解放,同时亦尊奉着文 学审美的自我意识。

  在这幅“鲁北平原上河图”之间,无数的人物,无尽绵延的故事,大地上的生命旅程与家园结构,既如此与你我相似,细细端详又似迥然不同,分地分马 的时代,拍电报的旧年华,绵延多少年的传统的婚丧嫁娶,切真的情爱、怨怼与宽恕。此刻的鲁北平原大地,仿佛亦成了一条流动不息的时间的河流,安静浩大而深 邃,每一段从容而来的生生死死,都被岁月镌刻于河面之上,生命的喜悦与哀哭,成了那些不朽的笔画,看似诗意、闲散,实则深重而哀婉。这条不动声色的河,暗 藏乡村岁月文明的潜流,每个故事都漫漶出明亮、朦胧、安静、忧伤,如鲁北平原上一曲深藏在喉不能吟出声响的挽歌,或午夜里一个母亲哀恸的泪水,只于眼里深 深包含,却从未溢出。

  一个人与土地同样恒久的对话,土地、母亲、挽歌与泪水,既是向外以个体记忆揭示出的群体记忆,亦即向内对自我抵达了一种迷人的身份重塑。读者分 明认知到,作者差不多就是作品中的每个人,而事实上又几乎不可能。身份上的能指与所指的巨大统一与相悖,亦令作品格外意味深远,冷静而繁复。

  童年记忆的寓言意味

  昆德拉曾经说过,“童年与少年……是一个我们无法重返也无法恢复的年龄,于每个人而言,都已成为一个恒久的秘密,而惟有小说家,才能令我们再次 靠近。”作为一个具有特殊敏感气质的作家,刘玉栋擅于运用童年视角进行乡村叙事,用文字唤回逝去的记忆。法国哲学家巴什拉说:“在岁月老去时,童年的回忆 使我们具有细腻的感情,具有诗人波特莱尔在浩淼气氛中那样‘微笑的懊恼’。在这位诗人所体验的‘微笑的懊恼’里,我们似乎已实现了懊恼与安慰的奇特综 合”,“童年深藏在我们心中,仍在我们心中,永远在我们心中,它是一种心灵状态。”童年感觉的细腻、纯真、新鲜、敏锐,使作家手中的笔摆脱了成年的理性桎 梏,在回忆中激活鲜活的艺术智性。像《我们分到了土地》《给马兰姑姑押车》《跟你说说话》《葬马头》《平原六章》《公鸡的寓言》等作品,都因为独特的童年 视角而使记忆叙事赢得了灵动气质。这种儿童视角使小说呈现出两个世界,现实世界和超现实世界。表层看,他的小说无不瞄向现实:故乡记忆、乡民生活、人们内 心世界的冲突与痛苦;同时,他的小说又具有超现实的映像,神秘、梦幻的色彩氤氲于小说字里行间,各种人物被蒙上一层传奇的光环,具有广泛的象征意义,甚至 可以将之当作民族的寓言来读。对于现实世界和超现实世界的复写,前者写实,后者写意,前者显,后者隐,前者明,后者暗,两者交错融合,赋予他的小说以变幻 莫测、神奇瑰丽、摇曳多姿的艺术魅力。

  《我们分到了土地》中,作者有这样一段描写,“我爬上我们家的土房子,然后把那两块砖头挪到北面去,炊烟马上就从烟囱里钻出来。”“我看到太阳 红得就像徐家铺子的油炸糕;我看到村北枣树林里有一个扛着猎枪的人在追赶野兔子,他的前面有一条黑色的猎狗;我看到村西马颊河大坝就像课本上的长城一样拐 了个弯儿;我看到村南的土路上,卖豆腐的刘迷糊正推着小车往村里赶;我看到槐树底下刘长河跟几个小孩子正玩一种叫‘骑马’的游戏。我看到刘土地正坐在猪舍 里,跟我们家那头白色的大肥猪友好地说着什么。我看到高台阶的老婆张春梅正扭着圆圆的屁股追赶她家的一只母鸡。太阳越来越红了,有一半已经扎进枣树林子。 我看到炊烟罩住了整个村子。” 在儿童俯瞰下的八个凝造涵蕴生命质素的独特意象,组合为一个乡村生活的立体画面,形成色彩斑驳、声响混杂、动静相间、浑然天成的具有童话意味的独特艺术氛 围,产生了一种令人身临其境、回味无穷的艺术效果,寄寓作者感伤的回忆。《给马兰姑姑押车》,以一个孩子的眼光,细致传神地描绘了鲁北娶亲的习俗和押车儿 童的心理,结尾处画龙点睛地放大了故事的内涵,“红兵隐隐地感觉到,这些令人向往的事情,结果并不是都那么令人高兴。红兵似乎明白了马兰姑姑为什么在这样 的日子里失声痛哭。红兵坐在马车上,盯着冬日阳光下暗绿色的麦田,猛地觉得自己长大了不少。”

  巴乌斯托夫斯基说,“对生活,对我们周围一切诗意的理解,是童年时代给我们的伟大。”刘玉栋以童年视角这一童年时代的馈赠,借助儿童生命本真的 存在状态,捕捉象征人性的“存在的话语”,达至去蔽还原,呈现成人世界本来的面目,展现出一个暴力虚妄的世界,揭示历史乖谬之中人的抗争与韧性、无奈与决 绝,表现了对人性的深层揭示。当然,与同样长于以童年视角叙事的莫言、余华、迟子建等人相比,刘玉栋的童年叙事还需要寻找自己的独特质素,在联翩小说的背 景上以独立的姿态鲜明凸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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