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殇思”背后的文学良心(王振德)

《人在夏天》，蔡华著，海南出版社2015年2月第一版，46.00元

　　小说写那场空前绝后的人祸，不只局限在惨烈的武斗层面，而是将“殇思”的触角深入到情感、精神的柔软处，充盈着历史的鲜活感、生活的思辨性。

　　新世纪以来，小说的主流是对现实的关注，至于对历史，尤其是当代史(诸如“肃反”“反右”“文革”)的描摹，则是其一条潜波涌动的巨大支流。而就后者的创作实绩而言，却与“主流”风动浪随、珠联璧合。

　　海南出版社出版的《人在夏天》，用40万字的体量，通过北方某市一条街道的惨烈武斗，折射“文革”带给全国人民的肉体灾难和精神创伤。这样的内容在有些作品中表现过，譬如郑义的《枫》、贾平凹的《古炉》、寒川子的《四棵杨》(后更名《熬过》)等。但它们都不像《人在夏天》，是把“武斗”作为叙事的主体，直面这场亘古罕有的人祸和浩劫。所以，其独特的历史价值是毋庸置疑的。

　　1983年，我大学毕业一年后调到报社，就与小说的作者蔡华同室办公，当时他就在写《人在夏天》。屈指算来，从涉笔到出版，已逾30个春秋，个中诸般滋味儿——期待与彷徨、梦想与失望、坚执与怅惘……唯作者自知矣！

　　揭开伤疤，是为了更好地疗治伤疤；走进蒙昧，是为了更好地告别蒙昧。书中涉及的人物关系纷繁错落，有夫妻、父女、兄妹、师生、同学、恋人和朋友等。小说将笔触直抵人性原野的处女地，直抵人物的命运跌宕、精神挣扎和灵魂冲突，并用真实的细节告诉我们：当运动的荷尔蒙注入到人们的血液里，亲情、爱情、友情将会发生怎样令良知蒙羞的裂变；而在这种畸形的裂变下，又会发生多少撕肝裂肺的惨剧、闹剧。小说真实地还原了那个畸形的时代——那一个个癫狂、躁动而扭曲的灵魂，那一幕幕促狭、诡谲而荒诞的场景，致令今人阅后也愁山高筑、闷海翻腾。

　　譬如，小说叙说了一对小夫妻，蜜月里婚床上每每陷入窘境；后来适应了，情爱进行曲渐入佳境。可此时“文革”爆发了，双方站在了两个派系，“佳境”又变成了“窘境”，始则同床异梦，继而唇枪舌剑。再如，女主角罗丽丽是一派的小头目，而她的弟弟却站在了对立派。一天，姐姐发现弟弟来到本派的领地，即大声喊人来抓，致使弟弟被人围殴，险些丧命。同样是丽丽，为了把因觉醒而动摇的男友恽方留在本派，竟然以绝食抗争，以服毒死谏，乃至芳魂羽化……

　　那个年代有一句流行语：“亲不亲，观点分；爱不爱，看你站在那一派！”然而，爱情从来是非理性的，就像一个任性的孩子；亲情更是与生俱来、别无选择的；友情则关涉人生的走向，是人一生的善缘、情分。试想，悖逆了爱情、亲情和友情的“爱”，单以观点、立场作为唯一的准星，还是真正意义上的爱吗？本来，中华传统是讲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朋友有信”的，而那时却全部丢失、颠覆了。这是人性纲常的沦丧，是文化血脉的断裂。

　　我以为，《人在夏天》的文本意义、阅读价值，大抵有三：一是树立一座黑色历史的纪念碑，让世人瞻观、叹惋，凸显对原罪的救赎。二是敲响一记振聋发聩的警世钟，让今人震悚、反思，凸显对现实的关怀。三是暗设一面惊心吊魄的照妖镜，让每一位读者面对它，自觉不自觉地褪掉警戒色，反观自己深潜于心底的人性恶的魔兽，进而因羞恶而惕厉、勒束，凸显对未来的警示。

　　有人说，面对恐惧，人类都要躲避——男人躲到美酒里，女人躲到爱情里。当然，有人为了躲避举起白旗反叛；还有人不惜在脑门儿上自插草标，典卖人格和灵魂。譬如，小说用笔颇多的人物容彼得。他对刎颈之交恽方既充满了义气和维护，又在关键时刻选择了背叛，致使恽方葬送了生命，就连其尸骸都成了阴谋家向敌对派宣战的理由；而曾经才思泉涌的彼得，也因良心和道义的拷问，终生郁郁独行，默默救赎——牺牲青春、爱情和婚姻为恽方的老母养老送终。悲哉！

　　天灾亦人祸，人祸亦天灾。让我感触最深的是，小说写那场空前绝后的人祸，不只局限在惨烈的武斗层面，而是将“殇思”的触角深入到情感、精神的柔软处，充盈着历史的鲜活感、生活的思辨性。它不是为了暴露、宣泄，而是为了追问、警醒，其旨归无疑是重建信仰大厦，重构价值天平，重奏传统文明的韶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