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历代文话》(罗宗强)

　　王水照先生编《历代文话》，收入历代文话专著一百四十三种。除散见于别集的单篇文论没有收入之外，这是目前所能看到的收集的文话最为齐备的文话总集。所谓文话，相对于诗话、词话、赋话而言，谈论的是文，有时也称文章，包括散体文和骈体文。而由于我国古代有关文或文章的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均非常丰富，包括万有间的一切文采，一切文体，其复杂程度非今人所能想象。在本书收入的这一百四十三种文话中，有的也论及诗、词、赋、曲，当然，主要的是论“文”。

　　这部文话总集的出版，对于研究者来说，实在是一个莫大的帮助。首先是提供了自宋至近代的相当完整的文话发展的基本史料，无论是文学史工作者，还是古代文论研究者，在研究作家作品或者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时，都可以从这些系统的资料中了解到文章学诸种观念发展的基本线索，了解到作家作品评论的诸种不同的见解，使认识更为全面，定位更为准确，而不至局于一隅。

　　这部文话总集的出版，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稀见传本，如陈绎曾《文章欧冶》、曾鼎《文式》、高琦《文章一贯》、王守谦《古今文评》等著作。这些著作，我们以往并未引起注意，其中有一些值得重视的观点，例如，《文式》提及养气法时，提出表现不同的对象应该培养不同的气：朝廷之文宜肃，大山长河之文宜壮，山林幽邃之文宜清，欢乐承平之文宜和，山川峭绝之文宜奇，都邑园池宫苑之文宜丽，游览古迹之文宜古，等等。他理解的气，似指发动起来的情感力，面对不同对象时，要在心中蕴蓄不同的感情境界。此种观念，在此前的文论中似未见。

　　但是更重要的，我认为这部文话总集为我们研究我国古代文学、古代文论的特点提供了较为完整的线索。我国古代文学的民族特色是什么，有过多次的讨论。有人认为我国古代文体不分。在这部总集里，吴讷的《文章辨体序说》分文体为59种；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分文体为121种，加上子目41种，共162种；谭浚《言文》分文体为119种；朱荃宰《文通》分文体为154种，加上子目15种，共169种，等等。从这些不同的分类中，我们可以看到三点：一是文体“复杂”，而且包罗万象；二是对于文体的成体的标准仁者见仁；三是文体概念之博大精深。从这三点，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我国古代的文学，可以说是复杂文学；或者更准确地说，我国古代的文学，包含在“复杂文学”中。这种复杂，直到近代，也没有大的改变，如上世纪初，胡朴安在《历代文章论略》中说：“吾国文章范围颇广，举凡政治、哲理、历史、舆地，苟藉文字以见者，悉包括于文章之中，所谓经史诸子皆文也。”而随着学术潮流转变，分科越来越趋于明晰，越趋于细密，文学亦不可能自外于此一潮流。既要分析，就有一个索其源流的问题，如何分析，从何时分析起，分析的整个过程如何清理的问题。我们在这个总集中可以看到已经有人开始了这种探讨，虽然这种探讨还是不能观中国古代文学之全貌，但终究是开始了。来裕恂《汉文典·文章典》：“吾中国之言学也，曰理学，曰道学。……若以今日学科言之，则所谓理学者，可分为有形理学、无形理学。……无形理学：统名学、群学、文学……”这当然是分析初期的幼稚认识。刘咸炘的文学分析理论比来裕恂进了一步，在《文学述林》开篇《文学正名》中说：“文学，与史、子诸学并立，沿称已久，而其定义范围，则古无详说，今亦不免含混，是不可不质定者也。考之远古，《论语》所谓‘文学’，对‘德行’、‘政事’而言。……至齐梁时，遂有文、笔之区分：专以藻韵者为文，无藻韵者则谓之笔。其后，藻韵偏弊，复古反质，所谓‘古文’者兴，此说遂废。而‘古文’则史、子皆入，亦未尝定其疆畛，浑泛相沿而已。及至近世，偏质又弊，阮元等复申文、笔之说，文之范围始有议者。章炳麟正阮之偏，谓凡著于竹帛皆谓之文，有无句读、有句读之别。最近，人又不取章说，而专用西说，以抒情感人、有艺术者为主。”刘咸炘的这段话，描述出对古代文学的片面认识。他自己也对上述种种说法，未加可否，但是提出了自己对“文学”的看法：“唯具体性、规式、格调者为文。其仅有体性而无规式、格调者，止为广义之文。惟讲究体性、规式、格调者为文学，其仅讲字之性质与字句之关系者，止为广义之文学。论体则须及无句读之书，而论派则限于具艺术之美。”但是什么是体性、规式、格调，他又没有说清楚。关于什么是“文学”，《文话》所收，还有其他的说法，可为我们研究此一问题提供很好的帮助。我国古代，诗、词、戏曲、小说，都属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文学，这是没有问题的。存在不同理解的主要是散文(包括散体与骈体)。而散文所包文体，数量又极大。对于此一极大数量之文体，如何区分文学与非文学，实在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处理此问题，既要考虑学科的分析，又要考虑学科的综合；又要顾及历史发展潮流，要把“文学”从“文章”中分出来。此一问题的研究还有待深入，而深入研究此一问题，王先生编的这部《文话》，就为我们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在这部《文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文论的范畴、术语，是代代相沿的。这帮助我们认识哪些已经进入传统；有些虽代代相沿，但解释不同，我们又可知那些范畴、术语的演变过程。这对古代文论的研究者，也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这部《文话》，对从事作家作品研究的人，也有莫大的帮助。对同一作家，《文话》中所收著作，评论各异，有人褒，有人贬。何以褒贬，可寻出不少缘由来。

　　自编选之角度言，我以为《文话》的编者甚有眼力与功力，选择甚精；而著者介绍与著作论点提要，亦多简练精当，对理解各种著作的核心价值，甚有帮助。

　　当然，集体编写，要做到百无一疏，是极难的。《文话》也有极个别的疏失，第三册所收朱荃宰《文通》大量引用《文心雕龙》，而校点者对引文多不加引号，与朱荃宰的话混在一起；或引文出于不同段落，而未加删节号。这只是个别校点者的粗心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