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犯”写作的背后(白烨)

——读长篇小说《三个三重奏》

　　读宁肯的小说，一般说来，既是一种享受，又是一种挑战。这享受与挑战，都在于他擅长在出没无常的叙事里，寓含一种钩深致远的题旨，读来既扑朔迷离，又让人欲罢不能。他新近创作的长篇小说《三个三重奏》，就把他这种不主故常的文学追求表现得淋漓尽致。

　　《三个三重奏》在叙事上，采取了三个故事交叉演进的方式，类似室内乐三重奏。第一个故事，是国企兰陵王老总杜远方在负罪潜逃中，与女教师敏芳发生的瓜葛；第二个故事，是写历史系大学生居延泽到兰陵王公司实习期间，与杜远方及杜远方的情人李离相识相交后改写个人命运的经过；第三个故事，是叙述者“我”作为临终关怀志愿者，到看守所的死囚室听杜远方等人吐露心曲的记述。三个故事，从表面上看，分别侧重于情感、权力与救赎的不同主题，但相互交织起来之后，不仅在时间与空间上显得较为错综复杂，而且在题旨与寓意上也更加不可端倪。这种在“写什么”与“怎么写”两个方面的恣意求索与花样翻新，使得小说让人一眼难以洞穿，也给人们提供了可从多个角度去做解读的可能性。

　　从我最为直观的阅读感受来看，《三个三重奏》给我印象更为深刻的，也觉得饶有意味的，是它的写作从方式到意识的“冒犯”性。这可从两方面来看。一是作品在叙述方式上，把通常作为正文补充部分的注释，当作了主要叙事方式之一。由此前的《天·藏》开始尝试的以注释作为故事结构的一部分的写法，到这次的《三个三重奏》，有过之而无不及，索性就以注释方式来叙说第三个故事，而且这里的叙述者“我”，既是当事人，又是记述者。这种写法，客气一点说，是别出心裁，不客气地说，是反客为主。用做论文加注释的方式，来改造小说的结构，更变小说的叙述，用传统的观点来看，无疑是小说形式上的一种有意“冒犯”。二是作品里的主要人物杜远方，是个罪案在身的逃犯。在传统的小说写法中，一般既不会把杜远方当成主要人物来写，更不能从正面的角度去写。但宁肯的《三个三重奏》里，杜远方既是穿插于三个故事的主要人物，也在很多时候是以较为正面的形象出现的，甚至从外在形象到内在气质，都还卓具时代弄潮儿的不凡风采。这在传统的小说写法与人物塑造上，不仅并不多见，而且明显犯忌。

　　但这样的艺术形式与人物塑造上两个“冒犯”，却使小说有了另外的色彩，别样的风景。即就杜远方这个人物来看，作者的欲抑故扬或亦抑亦扬的写法，既为当代文学添加了一个少有的人物形象，也使作品卓富引人反思的深刻寓意。

　　在第一个和第二个故事中，杜远方或者是身负重罪的逃亡人士，或者是酝酿犯罪的不法商人。但他所呈现出来的，更多的时候却是一个生活的智者，商海的弄潮儿，情场的有心人。他即使是在逃亡期间，仍能以物质与精神的双向富有，吸引女房东敏芬，使她成为钟情于自己的情人，并帮她排解单位领导的性骚扰带来的烦恼。他已察觉出居延泽与李离的暧昧关系，但仍一如既往地对李离好，想方设法地扶持居延泽，终使李离与居延泽对他不离不弃。在兰陵王的事业开拓上，他更是高瞻远瞩，大刀阔斧，使得企业因有创新科技的强力依托而蒸蒸日上。可以说，他有超人的想象力、意志力、超强的把控力、生命力，包括他的运筹帷幄、深谋远虑，都卓尔不群，令人称奇。

　　杜远方这样的人物，既为这个时代所造就，又为这个时代所急需，这种人为什么就犯了重罪，成为罪犯了呢？应该说，作品在杜远方何以犯罪方面的描写，影影绰绰，语焉不详，但这更引人深入思索，启人深加探究。

　　从小说透露出来的一些信息看，杜远方成为罪犯本身，确实跟我们当下社会生活的大环境密切相关，跟我们的这个吏治文化密切相关。我们的现实社会生活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许多事情相互纠结，许多关系相互扭结，这使得任何一个行业都很难凭靠自身的努力去达成目标，成就事业，而必须要找寻关系，相互借力。权力在运作中是如此，经济在运作中也是如此，甚至连学问、爱情在运行过程中，都会是如此，结果就一同荒腔走板，滑向邪路。好像这样的过程必不可少，这样的结局也难以避免。

　　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品看起来写的是杜远方个人的人生悲剧，但实际上是通过杜远方的遭际，把问题从微观引向宏观，从个人引入社会。所以，作品在书写杜远方的人生悲喜剧的同时，也在为晚节不保的时代弄潮儿吟唱挽歌，为人们习焉不察的社会病相怒唱悲歌。

　　经由《三个三重奏》这部作品，宁肯塑造出了杜远方这个独特的人物形象，同时宁肯也把自己的形象进而塑造了出来。是什么形象呢？就是艺术上的探索者和冒犯者。写作《三个三重奏》的宁肯，冒犯小说叙事的常规，冒犯情爱伦理上的常规，也冒犯人物塑造上的常规。但是有些时候就是这样，“冒犯”又意味着成规的逾越，文学的进取。文学艺术上的创新，通常都是先从小小的冒犯开始，逐步实现大的突破。从这个意义上讲，宁肯这种“冒犯”性的写作追求，在当下文坛是比较少见的，因而也比较难能可贵。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