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飞文学想象的翅膀(郭海军)

　　针对当代文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有批评家和作家尖锐地提出，有些当代文学作品越来越低于现实生活，甚至认为“现实生活本身比当代文学要精彩得多”。这无非指两个方面，一是现实生活比文学想象更扎实更厚重更精彩；二是有些当代文学作品对现存冲突的解决远远低于现实生活，不能扣人心弦和启人深思。这种现象反映了中国当代文学界三种创作倾向。一是有些作家不是深入生活，感受生活激流，而是远离生活，向壁虚构，作品不仅鲜能震撼人心，而且缺乏历史激情，完全无法与现实生活相比。二是有些作家在解决现存冲突时不是高于现实生活，而是低于现实生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人的智商。这些文学创作既不能对现实发展知微见著，也没有画出当代人的灵魂。三是有些寄生在当代历史碎片中的作家执著于躲避崇高和挖掘自我，甚至陶醉在杯水风波中。这些作家写出的文学作品低于现实生活是不可避免的。

　　一些文学批评家和作家认为有些当代文学作品低于现实生活，既不是颠倒了文学想象与现实生活的辩证关系，也不是否定文学想象，而是对当代文学向下坠落倾向的强烈不满。这就是他们坚决厌弃那些向下坠落或低于现实生活的文学作品，呼唤放飞文学想象的力作。

　　其一，在现实生活中，有些生活现象即使很精彩很魔幻，也是局部的。作家如果反映这些局部生活，就必须去粗取精、去芜存菁，就必须透过现象把握本质、超越局部把握整体。这种典型化的过程是离不开想象的。想象不仅有助于作家超越他们所处的现实生活的局限，而且有助于作家在把握整个历史运动的基础上看到历史发展趋势。可以说，没有想象，作家既不可能把握局部和整体的辩证关系，也不可能把握整个历史运动。现在有的作家虽然认为作家是人民的一分子，作家应该从自我出发来写作，从自己感受最强烈的地方入手，写自己最有把握的那一部分生活，但却强调如果作家从表现自我出发，如果能够超越个人恩怨，那不过是作家的痛苦和时代的痛苦碰巧是同步的，而不是作家应负的社会责任。事实上，作家感受最强烈的地方和整个社会生活是分不开的，是整个社会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作家绝不能局限在这种感受最强烈的地方，而应从这种感受最强烈的地方出发并超越它，否则，就很难反映出他所处时代的本质方面。比如红学研究的分歧，绝不是表现“大我”与揭秘“小我”的差别，而是把握整体与把握局部的区别。李希凡认为胡适的《红楼梦考证》虽然对曹雪芹及其家世的考证解开了作家之谜，但却混淆了素材与创作的关系，认定《红楼梦》写的是曹家家事——“贾政即曹頫”“贾宝玉即曹雪芹”，把这部伟大文学作品完全归结为“正在这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上面”，仿佛《红楼梦》是一本平淡无奇的家事纪实。考证派红学在一定程度上孤立把握了社会生活的局部。而李希凡则认为，《红楼梦》真实而深刻地概括和描绘了封建社会生活，是对封建社会末世的整体反映，是“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这是力图把握整个社会生活。社会生活的局部是整个社会生活不可分割的部分。作家虽然不能轻视局部生活，绝不能局限于一己之我、瞬时之我、碎片之我，而应超越局部生活，从而把握整个社会生活。这就是说，广大作家不能局限在自我世界里，而应自觉地把审美超越和现实超越有机结合起来。19世纪俄国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反对艺术家像鸟儿似的为自己唱歌，认为那些优秀的人如果逃避到自我世界里，绝望地对这个沉重现实束手无策，无可奈何，并把这种自私自利的、胆怯畏缩的感情引为骄傲，轻蔑地看待那个不值得他们感到痛苦和欢乐的社会；盘踞在自己的幻想城堡的收拾得很漂亮的楼房里，透过五彩缤纷的玻璃来看世界，像鸟儿似的为自己唱歌，就只有才能的毁灭这种结果。(见《别林斯基选集》第3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597至598页)向下坠落是才能的毁灭。当代文学绝不能向下坠落，要在深入把握局部和整体的辩证关系的基础上向上飞翔。

　　其二，文学与它的时代是不可分的。正如黑格尔在把握哲学与时代的辩证关系时所指出的：“哲学与它的时代是不可分的。”一方面，哲学并不站在它的时代以外，另一方面，哲学又是超出它的时代的。文学也不例外，既是时代的产物，也是超越时代的。这就是文学不仅反映现存冲突，而且解决现存冲突。作家解决现存冲突是离不开想象的。想象不仅有助于作家准确地把握历史发展的未来趋势，而且有助于作家在把握历史发展趋势的基础上解决现存冲突。即使最纯粹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也饱含革故鼎新的激情。元代文学家关汉卿的现实主义悲剧《窦娥冤》就既有对造成冤案的衙门的清醒，也有窦娥最后发出的三桩誓愿的怒吼；既有女儿窦娥屈打成招后的冤死，也有父亲窦天章秉鉴持衡的昭雪。恩格斯在区别不同历史环境的基础上虽然坚决反对在文学作品中“硬塞”进对社会冲突的历史的未来的解决办法，但却并不完全反对作家提供这种历史的未来的解决办法，只是强调作家在不同历史环境里对社会冲突的历史的未来的解决办法要有所不同。(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3页)作家对现存冲突的历史的未来的解决既有对现实世界的揭露和批判，又有对理想世界的憧憬和创造。不过，作家创造的理想世界却不是向壁虚构的，而是昭示现实世界的可能发展。文学批评家余英时在批判以往的红学时就颠倒了这种文学的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的辩证关系。余英时没有深刻把握《红楼梦》的现实世界与它的理想世界的辩证关系，因而认为“自传说”所处理的只是作家生活过、经历过的现实世界或历史世界，而新“典范”则要踏着这个世界，攀跻到作家所虚构的理想世界或艺术世界。这就是新“典范”在突破“自传说”的牢笼后进入到作家的精神天地或理想世界。余英时甚至认为曹雪芹的创作企图——即他的理想或“梦”——才是决定《红楼梦》的整个格局和内在结构的真正动力。这就是说，《红楼梦》的理想世界不是现实世界的可能发展，而是决定《红楼梦》的现实世界。这显然是一种自大幻想。马克思在区别唯物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时曾指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112页)这就是说，作家的主观评判不能脱离人民群众的历史评判。只有立足于作家的主观评判与人民群众的历史评判的有机结合的基础上的想象，才是有生命力的。

　　文学想象既是作家的联想能力和创造能力，也是作家的把握整体能力和解决社会冲突能力。因而，这种文学想象既立足现实生活，也超越现实生活。很多作家贬低文学想象的把握整体能力和解决社会冲突能力，而是热衷于实录或原生态写作。他们除了创作出低于现实生活的文学作品以外，很难立足于人类文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