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欣欣《镜海魂》：感人的力量从何而来(李观鼎)

　　或许是太久未曾遇见好剧本的缘故吧，我初读澳门作家穆欣欣新编历史京剧《镜海魂》剧本时，顿觉眼前一亮，沉浸于难得的审美愉悦之中。这部戏剧佳作，确乎是海德格尔所说的那种“关注存在之历史”的“思与诗的对话”。

　　长期以来，沈志亮作为澳门近代史上的抗暴义士形象在民间广为流传。《澳门百科全书》称：沈志亮又名沈亚米，广东香山下恭都龙田村﹙今属澳门﹚人。鸦片战争后，因不满葡人扩占澳门界址并以修路为名挖掘村民祖坟，与郭金棠等六位村民合谋，于1849年8月将总督亚马留刺杀在澳门莲峰庙旁。后为保护同伴，主动自首，终被清政府杀害于香山县前山，《镜海魂》即取材于这一史实。但该剧最值得称道的，并不在于历史的复述或再现，而在于通过艺术处理，将主人公置于历史与哲学的悲剧境遇中，并由此探寻澳门之“魂”的精义，建构起剧作鲜明的精神品格。

　　一切历史都是今人眼中的历史，都是当下对过去的回望。《镜海魂》作者在回望“沈志亮刺杀亚马勒(亚马留)”这一历史事件时，一方面对沈志亮反抗殖民者暴行的义举施以浓墨重彩，以张扬龙田村民走出黑暗压迫，追求自由生活的强烈愿望；一方面又对义士的就义过程细致铺陈，以昭示这种愿望在事实上遭到挫败的悲壮结局。两相映照，张力弥漫，一体浑成，深刻而生动地表现了恩格斯所说的“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

　　《镜海魂》以剧中主人公的亲身经历告诉人们：沈志亮之死不是偶然的，生命个体追求幸福、守护家园、捍卫人的伦理尊严的斗争，离开了强大祖国的支撑，其理想和希望终将被残酷的社会现实所吞没。《镜海魂》对题材和主题的深度开掘，让人有理由相信，作为澳门之“魂”体现的崇高精神之价值核心，“爱国爱澳”决非一个“口号”，它积淀着无数澳门人的努力和牺牲，是伟大而艰难的澳门历史文化的自然引伸。

　　戏剧文本不仅是对于社会人生带着倾向性的“历史评价”，而且是依照某种美学原则的“审美评价”。穆欣欣对表现对象的审美把握，创造性地运用中国古典戏剧结构美学原则，将自己的感情意绪纳入剧中人物、情节、场面，从而升华了史实，显示出艺术结构的特有力量。

　　中国古典戏剧理论中，戏剧结构是首要问题。李渔在《闲情偶寄》里，就提出了“结构第一”的主张，并将这一美学观点具体化为“立主脑”、“减头绪”、“密针线”等结构原则。所谓“立主脑”，即戏剧创作要建立起“一人一事”的艺术结构。《镜海魂》始终将沈志亮作为中心人物展开矛盾冲突。值得注意的是，沈志亮居于全剧中心，却没有高高在上，凌驾一切。为了写好这“一人”，作者选取了仰视、平视和俯视等多种视角，通过多维度的观照，将艺术典型立体化、生活化。

　　《镜海魂》写“一事”，叙述集中于“刺杀亚马勒”这一核心事件，以此作为枢纽，组织串联剧情。如剧中两次“醉龙之舞”的铺排，一次欢乐喜庆，一次悲愤壮烈，呼应着龙田村在“刺督”前后的社会景象，两相对比，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作者搭建起情节动作的坚实架构，分清了主次人物以及各自的“戏份”，整个故事循序渐进地铺陈，主题也随之显露。

　　作者在为剧作“立主脑”的同时，还注意“减头绪”，务求精减那些多余的部分，给主要故事情节的展开留下充裕的舞台时空。剧作剪材还运用现代手法，如运用电影蒙太奇的手法，通过几个“镜头”的组接，展现尖锐冲突的过程。

　　《镜海魂》在呈现其悲剧性主题时，给人一种鲜明的整体感，这也是作者成功运用“密针线”的结构美学原则的结果。剧中不但情节动作的穿插、铺排和进展设计得严谨细密，恰到好处，就连细节和道具也处理得丝丝入扣。“设伏”既机智巧妙，“照应”更顺理成章，于“无一人无着落，无一物无去处”的演绎中，建立起戏剧文本整体的自在性艺术结构。

　　《镜海魂》既然以京剧为表现形式，那么文本就须姓“京”，也就是说，其内容叙事和抒情方式得受京剧艺术法则的规范，并由此呈现剧种的审美特征。京剧作为中国一种古老传统戏剧，向以唱、念、做、打及其有机结合为主要艺术手段，《镜海魂》文本对此表现出深度的理解和娴熟的把握，为导演和演员通过剧中人物的唱、念、做、打展开情节、塑造形象、呈现环境，提供了厚实基础和充分可能性。按照京剧表演艺术的要求， 一出戏的角色安排，必须包括“生”、“旦”、“净”、“丑”几大行当。齐整全乎的行当，恰切地对应着人物的身份、性格和剧情需要，要文有文，要武有武，刚柔相济，美丑互见，显现出一种丰富的多样统一之美。如果说，《镜海魂》唱、念、做、打的文本呈现，为艺术家们的舞台表演创造了“无声不歌，无动不舞”的条件，那么，这些要素在剧中有机统一起来，并化为“戏份”分配到行当齐备的各种角色身上，人物的声情动作也就都有了浓郁的“京”味儿。尽管《镜海魂》用的是澳门题材，称之为地道的“京剧”，却是毫不为过的。

　　《镜海魂》不仅姓“京”，而且姓“澳”，是首创的“澳门京剧”。剧作成功的根本原因，乃在其通过对澳门史实的提炼、加工和改造，演绎出一个可歌可泣的澳门故事，张扬了澳门之“魂”，即澳门人追求幸福生活、守护家园，并为此勇于承担和顽强斗争的祟高精神。而在这一过程中，作者吸纳了澳门元素，成为深化主题、丰富情节、映现人物的光色。其中，有的作为背景呈现，如童谣“凼凼转”的二度歌吟，于前烘托起龙田村民对和平幸福的淳朴向往，于后则反衬出主人公为这种追求而走向死亡的无限悲愤；有的作为象征喻示，如龙田村边的大榕树和无缝纱幕上“盛开”的金色莲花，前者展示着澳门本土质朴、宽厚、稳重的民风，后者则闪耀着澳门人纯洁、高尚、坚贞的个性；有的作为澳门历史的回望，如莲峰庙“一角”和大三巴牌坊，一处在龙田村遭涂炭时，令人联想起林则徐亲临澳门宣示主权的威严，一处则以数百年的中西文化交融，显示殖民暴行的非正义；有的更直接进入故事，成为剧情发展的重要环节，如圣安多尼教堂和北岭炮台，它们分别震响的钟声和炮火，从不同角度和不同程度上发出了正义的呼喊。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景观物象并非生贴硬套在情节上，而是做到了有机的融合，惟其如此，剧作才有了浓厚的“澳门性”和“澳门味”，并给观众以乡土的亲切感和历史的厚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