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片茂密的文学森林——“80后”文学纵观(周明全)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5年02月17日10:06 来源：《滇池》杂志“中国青年批评家”栏目2015年第3期 周明全

　　2014年，第十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将“最具潜力新人奖”颁给了一位名不见经传的网络写手赵志明，让圈内圈外的文学同行大跌眼镜。据圈内朋友私下说，本来这届“最具潜力新人奖”前两轮，票数最多的，是一位在纸质刊物发表过很多小说，出版过数本小说集，并且屡获各种奖项的一位颇有势力的青年作家，但最后一轮却发生了逆转。评委们最终将“最具潜力新人奖”颁给了赵志明。本届评委、作家苏童看过赵志明小说后，同样为其作品的精美和奇特所震惊，于是不顾以往习惯性做法，毅然决然，将宝贵的一票投给了他。这是面上的报道，据朋友说，之所以发生逆转，是因为赵志明一直在豆瓣等网站上发小说，在网络上影响巨大，作为国内很重要的文学奖，评委们不可能忽视网络的影响，当然，赵志明的小说也确实优秀。

　　也就是说，一位依靠纸质刊物、备受主流呵护的青年作家，最终被一位在传统纸质刊物中名不见经传，主要依靠网络发表文章的人干掉了。赵志明此次意外获奖，也说明了当下时代的写作，已然从“显性”扩张到“潜在”和“隐性”，逐渐呈现出多元化、立体化的发展态势。

　　过去，文学主要是在体制的力量下，在传统纸媒的推动下，通过发表、评奖等诸多手段，来强化和推介一个作家，而能享受到体制力量的作家，毕竟还不是绝大数，所以我们的文学，逐步形成了现今这样的，由莫言、陈忠实、余华、阎连科、刘震云、贾平凹、格非、王安忆等这些为数不多的“大树”孤独支撑着的文学生态。这种生态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已持续了将近20年的时光，太老了，也太旧了，表面看上去似乎已有些死气沉沉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很悲观地看待当代文学的态势，作为刚刚入门不久的批评者，很长一段时间，已然也被这种表面的现象所迷惑，对当前文学持一种悲观观望的态度。但是时隔数月之后，我的判断发生了变化。我新近的判断是，当今，不是文学衰落了，更不是耸人听闻的文学已死了，而是文学在写作和传播上呈现出更为广阔和深邃的空间。现在确实不一样了，在“80后”这一批年轻作家的写作中，尽管还看不到文学的“大树”，但却形成了一片茂密的文学森林。进一步说，如今“80后”，不是文学有没有、好不好的问题，而是你看没看到的问题。尤其是网络的兴起，恰逢其时地让这一批“80后”的写作者们赶上了，他们自觉不自觉地通过网络或新兴的传播媒介，如微信等平台，参与了我们当代文学的建构。这些“80后”写作者，在网络上已经得到堪称满足的写作快感，他们再也不像上几代作家那样在乎你什么杂志不杂志，发表不发表，纸媒在他们眼里，重要性已经衰退或者说丧失了。可以说是网络，改变了当代文学写作的大气候。

　　“80后”作家的写作目的发生了质变

　　“80后”生于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时期，成长于中国社会资本高速积累的90年代，无论生活环境还是接受的教育，都比上几代人好了许多，这使得“80后”们在价值观、生活方式、行为准则上，都与前几代人形成了巨大的差异。虽然物质生活很优越了，但“80后”这一代人在成年后，社会进入了固态，大变革的可能性较小，平稳改革的可能性较大，年轻人依靠努力向上攀爬的道路并不通畅。青春的迷茫和躁动，一度困扰着“80后”一代人，社会上广为流传的“恨爸不李刚，怨爹非双江”，像病毒一样，在社会广为扩散，让年轻一代悲伤不已，这也成为这个时代箍在年轻一代头上的无法祛除的乌云。一大批年轻人有无处宣泄的情绪，于是，他们提起笔，开始抒写自己青春的苦闷和快乐。这是“80后”文学和上几代文学有本质区别的源头所在——写作的目的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即写作对他们，完全是自发性的，是心性排解的需要。

　　所以说，“80后”的写作，是更自我，更个性化，甚至更放纵的写作。他们是为个人的写作，为生命本身的写作，是生命抒发的需求，就像吃饭、睡觉和做爱一样，是生命的必须。这样的写作，和生命是黏血带肉式的关系，彼此联系紧密，贴得很近。这使得一些长期依靠主流媒体的批评家、作家、学者，起初也大为不爽，他们批评网络写作、青春写作给写作本身带来了伤害，认为网络写作败坏了读者的胃口，这显然是夸大其词的说辞，更有甚者，是担心自己的“老大”地位被削弱，生造概念、强词夺理，打压年轻人。

　　坦率地说，“80后”的写作最初大多是没有目的的写作。比如，“80后”诗人、评论家杨庆祥就说，“诗歌我会觉得它更是一个私人化的东西，好像就是我的一个后花园，我通常会把自己最隐秘的情感通过那种方式来表达。”[①]青年散文家、评论家江飞将写作之于个人需要表到得更清晰，他说，“时光不断篡改着我的容貌、性格乃至心境，唯一没有改变的，是我至今仍然依靠文字来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温暖自己的生活内心。”[②]再比如，豆瓣网上的评论，写得入木三分，比专业评论家更加专业，但这些以各种花里胡哨的网名写评论，发文章的年轻人，又有谁在乎现实利益的呢？他们完全是处于热爱，处于表达的需要而写。

　　但我们随便翻看上几代作家的创作谈、回忆录之类的文字，就不难发现他们的写作，目的性是极强的。上几代作家写作的目的性，可笼统地分为为意识形态和为个人。从为意识形态来说，这样的伏笔其实早在梁启超时代就被埋下。在《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中，梁启超夸张地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③] 其后，陈独秀、鲁迅、沈雁冰、蒋光慈等人以及后来兴起的左翼文学，等等，都倡导文学要为政治服务。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更是从意识形态的最高层，直接动员作家们要服务于政治。

　　可以说，近一百年来，中国始终处于危难状态，似乎每个时刻都是历史的节点，在现实政治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就要求作家们承载“道统”，积极地对社会发声。如不按照这一思路，消极避世，肯定会遭受激烈的批评，比如，鸳鸯蝴蝶派，就遭到了包括当时诸多知识分子的批判，鲁迅批判鸳鸯蝴蝶派小说是“人民开始觉醒的道路上的麻醉药和迷惑汤”。所以说，近百年的近代中国文学史，也可以说成是文学人自觉参与政治、服务政治的历史。

　　三四十年代的作家就不用说了，国难当头，理应如此。五六十年代的作家，也无一不受到时代的牵连，不自觉地扮演着现实所需要的写作角色。

　　从为个人来讲，作家们的写作目的也是千奇百怪的。有为吃饱饭写作的，有为调动工作写作的，有为个人尊严写作的，等等，不一而足。阎连科在不少讲座中，都谈到家乡的贫困以及自己从小经受的苦难。他说，“就是为了吃饱肚子，为了实现一个人有一天可以独自吃一盘炒鸡蛋的梦想，才决定开始写作。因为写作有可能改变一个农村孩子的命运，可能让他逃离土地到城里去，成为光鲜傲慢的城里人。”[④]连同如今誉满神州的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年少时当知道作家们每天三顿都吃饺子时，羡慕得不行，立志当作家。他说，“我当时就想，原来作家生活是如此之幸福啊，所以当年想当作家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一天三顿都能吃到饺子。”[⑤]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吃饱肚子，活下去，也是极其艰难的事，所以，我无意站在道德制高点来批判作家们为吃饱肚子的写作的优劣，我意只是将之与“80后”作家们的写作目的形成对比。但其实，在那个知识和物质同样匮乏的年代，依靠写作，不仅能吃饱肚子，改变自身命运，甚至升官发财的大有人在。

　　在“80后”写作的年代，一切都无可奈何花落去了，依靠写作获得物质利益，依靠几篇文章和出版几本书，就能轻而易举地获得升迁，改变命运，同样是天方夜谭的事。“80后”作家王威廉就认为，在已经过去的那个时代，将写作作为谋生的手段不但风险重重，而且效率低下。[⑥]连莫言、阎连科这样的作家，当初从事写作都充满了目的，何况那个年代的其他作家？尤其是“50后”作家、“60后”作家，在当时受意识形态管制较多的年代，写作难免受到自我确立的目的和来自权力体制的双重干扰，进而影响文学的品质。以我的观察，可以预见的是，如今的“80后”，他们的文学，将在这种没有强制目标的干预下发展生成。他们未来的创作成就和作品质量，绝不会低于他们的前辈，这亦是时代发展的必然。

　　“80后”作家的视野更兼开阔了

　　中国现代小说不是继承中国的古典小说传统而诞生的，而是建立在模仿西方小说的基础上的。晚清以来，面对曾经不可一世的大清帝国被蹂躏的惨状，仁人志士开始向西方取经，逐渐形成了“西学东渐”的浪潮，尤其是1895年中日甲午海战的惨败，向西方学习的热情更是高涨，被引进的西学开始扩散、渗透到各个领域，包括小说领域。西方小说的大量翻译引进，最终促成了“小说界革命”，自此，国人开启了将西方小说的样式作为自己写作的模板。思想家、评论家摩罗曾撰文对此作了入木的批判——在20世纪初年，急于谋求民族振兴、国家富强的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对中国文化已经忍无可忍，完全没有耐心从中国古代小说传统中寻找文学的生机。他们按照自己理解的西方小说模式，大声呼吁一种能够帮助国人启蒙祛昧、济世救国的类似文体，以求一扫古老中国的沉疴。梁启超、陈独秀、鲁迅、周作人、胡适等人不但是积极的呼吁者、提倡者，有的还是身体力行的实践者。周氏兄弟早在留学日本期间就已经认真研习和翻译西方小说，企图借小说讽喻世事，激发国人觉醒与自救。[⑦]这也是中国作家写作的目的性很强的根源所在。

　　此后至80年代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由于中国所处的大环境和革命的需要，中国社会处于一种被孤立和自我孤立的状态之中，和西方世界几乎是割断的。改革开放后，西方文学逐渐被翻译引进，对“50后”、“60后”、甚至“70后”作家的影响和冲击是巨大的。这里似乎可以武断地说，绝大数如今当红的作家，目前所取得的文学成就，几乎都是依靠模仿西方文学而逐渐建构起自己的文学版图的。

　　只要稍微留心一下当下这帮文坛大佬，就能发现，他们又几乎毕业于名校。比如刘震云，1978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格非1981年考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莫言1984年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等等。他们的文学滋养，喝的第一口奶，与破门而入的西方文学难脱干系。80年代是西方各种文学思潮汹涌进入中国的时期，而当时诸如北大、华东师大、军艺这样处于政治、文化、经济中心的著名高校，自然能得风气之先，在阅读西方文学上，这批早起的鸟儿，自然是有虫吃的。这批作家，作为最早接触、大量阅读西方文学的一代，只要不是傻子，只要通过精致的模仿，就有可能轻而易举地获得认可。

　　比如，在写作技法上，阎连科较多地接受、借鉴了欧洲文学、俄罗斯文学和拉美文学，甚至日本文学。他就直言不讳地说，每每提到拉美文学，提到俄罗斯文学，提到欧洲文学，我们很多作家不屑一顾，而我，说心里话，总是充满敬仰和感激之情。他觉得卡夫卡、福克纳、胡安·鲁尔福、马尔克斯等，他们的写作，都在探索写作个性和底层人的现实生活的结合上，开出了成功的范例。他认为荒诞、魔幻、夸张、幽默、后现代、超现实、新小说、存在主义、魔幻现实主义这些现代小说的因子和旗帜，其实都是最先从外国文学作品中获得的。[⑧]直到“70后”作家，对西方文学的模仿都还很明显，比如阿乙，就深受卡夫卡、加缪的影响，阿乙自己也表示，要以卡夫卡加缪为标杆，希望自己的作品被刷进文学史。“80后”批评家刘涛近两年来，对数十位当红的“70后”作家进行了个案分析，根据他的分析，绝多数“70后”作家，都在写作之初受到了先锋文学的影响，而先锋文学又是在模仿西方文学的基础之上形成的，不少“70后”作家至多也就是“二传手”而已。

　　除了西方文学的影响，因国家政治的关系，前苏联文学对上几代作家，尤其是“50后”作家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如张承志早年的创作，受艾特玛托夫的影响较大。张承志自己也说，“苏联吉尔吉斯作家艾特玛托夫的作品给我关键的影响和启示。”[⑨]张承志的早期代表作《黑骏马》就是在模仿艾特玛托夫的作品上创作的。

　　所以，中国有一波被称为“中国的卡夫卡”、“中国的博尔赫斯”、“中国的某某斯基”的作家，也有一批作家写作的志向是成为西方的某某，看似滑稽可笑，却将中国“50后”、“60后”、“70后”这波模仿西方小说而成功的事实，惟妙惟肖地刻画出来了。

　　“80后”作家不一样，“80后”作家成长的时代，早已改革开放，西方的译著已经很泛滥地被翻译引进，别说那些知名度很高的作家，即便在西方只能算三流的作家的作品，也被跟风的中国出版界大量翻译引进到国内。阅读西方作品，早已不像当年“50后”、“60后”那样艰难，或者说，阅读还只是少数人的专利。现在，即便在云南昭通一个蔽塞的乡村，也能购买、阅读到世界上任何一个作家的作品——只要你愿意。

　　再者，“80后”这波作家，正好赶上中国教育全面产业化的时代，绝大数的人都能上大学，接受良好的高等教育，在知识体系上是健全的。他们外语很好，大多还曾留学海外，能直接阅读西方原著。正是因为接受过更完整的文学教育，所以“80后”这一代作家在面对西方文学的时候，心态要比前面的作家平和，西方文学中心论的意识要弱很多。

　　2013年，“80后”批评家杨庆祥、金理、黄平三人在《名作欣赏》主持了一个名叫“一个人的经典”的栏目，主要作者对象是“80后”，如张怡微、甫跃辉、郑小驴、毕亮、李德南、飞氘、霍艳等。以往，总有人指责“80后”对于经典作品与前辈作家缺乏足够的阅读，是处于文学传统之外的浅薄浮泛的写作。但栏目开展一年以来，通过他们的文章，我们发现，无论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吴承恩，“80后”作家们不仅显示出自己的阅读修养和对经典的领悟能力，而且，在诸多方面，他们对上几代作家是有所超越的。

　　阎连科不久前曾经说，他感谢自己没有上过大学。这其实恰恰是他阎连科的短板。诚然，没有外国文学的阅读经历，就不知道自己的作品该放在什么位置。但是同样，没有对我们自己文学及其历史系统的学习了解，也不会知道自己的写作会有那些致命的欠缺。阎连科虽然自称受西方文学影响很大，但其精髓并没有被他认真吸收、转化为自己真实养分，而是首先将视其为自己的写作标杆。

　　在“80后”的写作者们身上，虽然同样大量阅读西方作品，但是现实的使然，使得他们很少有模仿的发生。因为这种——诸如与名利与成败相关的写作，不是他们青春生命的第一必须。

　　“80后”作家不再过度依赖纸媒

　　传统作家自有其一套严格的生成机制，先在小刊物发表，如莫言的第一篇小说《春夜雨霏霏》就发在保定的文学刊物《莲池》上。之后省级刊物，之后国家级大刊物。在这个过程中，组织上花钱开研讨会，为作家争取更好的发展平台，以及建立各类名目繁多的奖项，通过行政资源，为作家创建知名度，其内部俨然有许多或明或暗的方式方法，是一种逐渐强化的、甚至有时是强行推介的过程。我们可以毫不隐晦地说，当下所谓的著名作家们，起初几乎无一不是这样，在现有的文学体制内，经历过一个培养和呵护的过程。

　　也由于传统文学资源确实有限，加上霸权式的主流批判标准和准入机制，使得老一代作家格外看重纸媒，尤其是像《收获》《人民文学》这样的大刊，能在上面露脸，被视为写作成功的标志。直到现在，不少省市作协，还明文规定只要在这样的级别上的刊物发文章，就能奖励数千至数万不等的奖金，各种评奖也向这样的作家倾斜。

　　青年批评家杨庆祥在研究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时。就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完成后，立即就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面向全国听众播出，后来该作品的第二部、第三部一直由中央广播电台播出。而在中国的语境中，广播基本上是一个毛泽东时代的产物，是一种权力的代表，具有广泛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也就是说，路遥当年在文坛迅速建立起自己的强悍地位，是依靠权力推动，是合谋产生的。其实，考察那一时期的文学会发现，包括《欧阳海之歌》《西沙之歌》等一系列作品的传播都与广播有关。

　　其实在中国，传统作家一直是依附于体制存在的，尤其是“50后”、“60后”作家，绝大多数都工作在文联、作协或者文化机构，很大一部分还是签约作家。用时下损人的话说，是“被包养”的。曾被戏称为“文坛射雕五虎将”之一的著名作家洪峰走上沈阳街头公开乞讨，并且在胸前挂牌表明自己的姓名、身份，在文学圈引起轩然大波，虽然各种解读不计其数，但本质的问题还在于“包养”。著名作家方方不久前就放狠话——看中国的改革有没有深入，就看作协和文联这样的机构有没有取消。[⑩]所谓“被包养”的实质，就是国家出钱，利用各种行政资源为作家的写作(比如安排到各种地方和单位挂职锻炼)，发表、开研讨会、评奖等一路开绿灯，花巨资。洪峰上街乞讨，表面上是反体制，实质依旧是向体制卖乖，以极端的方式寻求体制的庇护。所以，作为湖北省作协主席的方方，能说出这样诚恳的话，无论目的何指，都值得点赞一个。

　　“80后文学”完全不像上几代作家那样过度依赖纸媒，也很少能进入体制，成为被豢养的专业作家。“80后文学”出现了一种自发的状态，进入了一种更为生动的自然状态。产生这个变化的原因很多，但有一点却是很重要的，那就是网络的普及。上海评论家周立民在分析网络文学时就指出，网络破除了所有主流的批判标准和准入机制，使得“80后”作家们在网络上大显身手。另外，网络也断然拆掉了吓人的学院高墙，与大众建立了充分的交流和沟通。它也不再像传统媒体那样，拒人千里之外。[11]

　　正在写作此文时，刷微信，看到不少朋友在转发任晓雯的一篇文章《文学消亡？一个青年写作者的立场》，任晓雯写道：文学是一片自由驰骋之地。文学体制不是。文学有不同种类。纯文学、传统文学、通俗文学、畅销文学、网络文学……任何命名背后，都蕴藏一种权力。比如“纯文学”，细细想来，这种判断极为傲慢，因为在它指称之外，都是“不纯的文学”：通俗文学，类型文学，网络文学……或被“纯文学”看来，根本不配叫“文学”的文字。“纯文学”貌似一张质量合格证，实指一种出身与血统：发表于专业文学期刊，被文学批评家关注，获得命名——纯文学，于是结集成书。

　　任晓雯坚决地说，还有一种叫官方的东西，在我的文学理想国里不存在。她毫不客气地指出，那些执掌话语权的人，高呼网络文学、甚至“80后文学”是商业操作的产物。在她看来，真正的原因，是商业挑战了权威。商业发展，网络崛起，打破了当下单一的文学势力。一位作家，哪怕不被学院趣味接受，也可在商业社会、网络时代出尖。[12]

　　在传统的媒介上，“80后”作家们很少能向上几代作家那样掌握资源，而目前所谓纯文学刊物的主编或编辑，大多还是上几代作家，“80后”所占比重并不多，大多刊物的趣味也相对陈旧，尤其是不少省一级刊物，基本上沦落为“老年人专号”。网络却让 “任何人想进入文学领域，只要会上网，会文字写作，无需按照传统程序，便可以达到发表作品的目的。文学传播开始发生从大教堂式到集体模式的根本转变。文体的边界、道德的规范、观念的限制随之松动。“80后”文学获得了远高于传统纸质文学的自由度。”[13]网络为“80后文学”提供了自由表达的广阔的生长空间，网络无疑是“80后文学”的滋生地和助推器。[14]

　　最近，又涌现出一些崭新的传播介质。在微信上出现几个新现象，那就是一些文学爱好者或文学机构，通过微信建立了发表平平台，无论从推广面、阅读量来讲，都远远大于传统纸质媒体。比如，由小说家阿丁领头创办的“果仁”，就是利用微信公众平台，首发青年作家的中短篇小说，据说上线不足一年，已经拥有两万多固定客户，一般的文学期刊，也就在五千份以内，读者群相对还是很单一的，而在微信上推的稿子，除了固定的定数，还通过转发等各种形式，使得阅读量远远大于两万。由万小刀主编，李德南执行主编的《小的说》APP，其宗旨是：拥抱移动互联网，扛起华语短篇小说复兴的大旗；让写短篇的作者，不单有前途，而且还有钱途；让读短篇的读者，不单能读到别人，还能读到自己。[15]据执行主编李德南说，虽然刚开始上线，但订数却一再飙升，并且将根据读者需求改版，开展文学大赛推广活动，扩大其影响面。另外，不少诗歌爱好者，在微信平台朗诵自己的诗歌，朋友圈的人只要打开微信，就能听到朋友的朗诵——这是一种全新的传播方式。所以不是说新的媒介使得文学衰落了，相反，是新媒介扩大了文学的参与度，真正热爱文学的人没有减少，只是参与者发生了质的变化。

　　当然，不是说“80后”不似上几代作家那么看重传统纸质媒体，就完全忽视纸媒，一批优秀的“80后”作家，还是在纸媒上发表严肃的作品，获得文学界的认可，比如甫跃辉、李晁、文珍、张怡微、林森、马金莲、郑小驴等。这其实并不矛盾，这也一再说明了，目前，可供“80后”作家选择“浮出”的渠道越来越多元化。无论是网络或舆论倒逼还是纸质刊物主动的选择，“80后”作家都已然形成了具体出场的局面，丰富了当下的文学生态。

　　“80后文学”研究存在的“盲见”问题

　　从目前的角度看，不少新锐的媒体，都加入到推荐“80后文学”的行动中来，比如，《名作欣赏》2014年第9期，就推出了“80后文学青年”专号，集中推介了12位“80后”作家和12位“80后”批评家。这是我视野范围内，一本颇有影响力的老牌理论期刊第一次通过同代人的相互推介来整体推介“80后文学”。“80后”批评家金理常讲，我们这一代人，要“自作工夫”，抱团取暖。

　　著名文学批评家谢有顺和“80后”批评家李德南在《创作与评论》主持的“新锐”栏目，以个人小专辑的形式推出，每期三万五千字以内，包括主持人语、原创作品、两篇相关评论几个板块，给有相对纯粹的文学追求的作家提供出场空间。两年来已推出或计划推出的作家有郑小驴、林森、林培源、甫跃辉、孙频、王威廉、李晁等。《人民文学》《收获》等主流刊物，也相继推出了“80后专号”或“青年作家专号”，将关注点聚焦在“80后”作家身上。就连《小说选刊》在2014年第9期、10期上，连续在各大刊物上选了于一爽、周李立、迪安、蔡东、甫跃辉、文珍、张怡微、马金莲、郑小驴、宋小词十位“80后”新锐作家的作品，以“‘80后’十大新锐”为名，对这十位“80后”作家进行推介。不仅如此，“‘80后’十大新锐”的策划者，《小说选刊》副主编、著名文学批评家王干，还与云南人民出版社合作，通过出版来推介以上十位“80后”新锐作家。

　　但至少从目前的情况，刊物上推介“80后文学”，主要以中短篇小说为主，长篇小说很少涉及，而在长篇创作中，“80后”作家陆源、林森等是相当不错的；诗歌和散文更是鲜有引起关注的，而像安徽的“80后”作家胡竹峰的散文创作，成绩是很突出的。另外，有不少少数民族“80后”作家，亦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

　　从批评家的角度来说，过去因为传统刊物的单一，作家数量的单一，批评家和作家基本上形成了水乳交融的关系，更有甚者沦为互相吹捧，一个鼻孔出气。但近年，“80后文学”的生态已然发生变化，现在或未来批评家的职责，就该去到更广阔的网络大海里去打捞好作品，尽管这更加考验批评家的眼光和智商。若年轻一代的批评家还像上几代批评家一样，只关心主流刊物和出版物，那么显然不会是一个成功的批评家。

　　另外，目前对“80后”作家和“80后文学”的研究研究存在不少问题。“80后”批评家金理就指出目前对“80后”作家研究存在的普遍问题，他说，“在我看到的对‘80后’作者作品的解读中，最多的就是文化研究的那种方式，避谈作品，而关注作品背后的新媒体、文学生产之类。所以我想这也造成了我们往往以传媒话题、娱乐新闻、粉丝心态的方式去理解青年人；而也许已经有丰富的文学文本存在了，只不过我们不认真对待。”[16]

　　做出这样批判的，主要是上几代批评家或作家，但近年，对“80后”作家的研究，由于有大批的“80后”批评家介入，情形开始有所转变，“80后”批评家中的李德南、金理、杨庆祥、徐刚等，近年都花了大量的时间对“80后”作家进行个案解析，不仅纠正了对“80后文学”研究存在的问题，也形成了同代人共同成长的范例。著名文学批评家陈思和就反复强调，要做同代人的批评家。陈思和说， “同代人对同代人的理解当然更深。作家有感性的东西，他讲不出理论，而批评家调动起知识积累，把这些感性的东西上升到理论去阐述。文学思潮，新的美学风格就是这样共同建构起来的。”[17]

　　“80后”的写作是更广泛、更深入、更底层的写作，它需要引起关注。这里，我似乎可以直言不讳地说，他们的确是一片茂密的文学森林，其中每一根小草都在写作。关于底层意识，我想多说几句，一些批评家总是似是而非地妄下判断，说“80后”作家缺乏底层意识或者底层意识不够，这其实是不负责任的说法。其实，现在看，早年的底层才是假底层，要求作家深入生活，作家跑到农村走马观花转几圈，就美其名曰是深入了生活。现在“80后”作家们本身就在生活里写作。如郑小琼的诗歌，就来自于她工作生活的工厂。当然话又说话来，虽然“80后文学”的特点很显著，写作群体也很庞大，但因为阅历、生活经验等问题，不少“80后”的作品还显得单薄，在主体性的构建上，在如何书写现实等问题上，还是存在一些明显的短板。这些都需要不断努力去改进，一句话，“80后”作家们任重而道远。

　　2014年9月21日于昆明家中

　　2014年10月30日修订于办公室

　　　[①] 杨庆祥，周明全：《“中国当下是最有可能出伟大作品的时代”》，《都市》，2014年第9期。　　

　　　　[②] 江飞：《后记：写作是存在的方式》，《何处还乡》，清华出版社2014年版，第257—258也。　　

　　　　[③]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饮冰室合集》(卷二)，中华书局1941年版，第58页。　　

　　　　[④] 阎连科：《选择、被选择和新选择——在罗马第三国际大学的演讲》，《一派胡言：阎连科海外演讲集》，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153页。　　

　　　　[⑤] 《莫言庄稼人出身 坦言最大成功是家庭幸福》，《新快报》2012年10月18日。　　

　　　　[⑥] 王威廉：《后记：在困境中获得自由》，《内脸》，太白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306页。　　

　　　　[⑦] 摩罗：《中国现代小说的基因缺陷与当下困境》，《探索与争鸣》2007年第4期。　　

　　　　[⑧]栾梅健：《撞墙的艺术——论阎连科的文学观》，《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5期。　　

　　　　[⑨] 张承志：《诉说踏入文学之门》，《民族文学》1981年第5期。　　

　　　　[⑩] 钟瑜婷，《知识分子从未像现在这样堕落》，《新周刊》第425期。　　

　　　　[11]房伟、周立民、杨庆祥等：《“网络文学”：路在何方？》，《创作与评论》2013年4期。　　

　　　　[12]任晓雯：《文学消亡？一个青年写作者的立场》，凤凰读书《文学青年》任晓雯专号。　　

　　　　[13] 刘永涛：《青春的奔突——论80后文学》，《理论与创作》2005年第5期。　

　　　　[14] 《网络传播语境下的80后文学》，《新闻爱好者》2009年2月(下半月)。　　

　　　　[15]《小的说》官网。

　　　　[16]吴越：《80后作家迎来80后批评家》，《文汇报》2013年12月30日。　　

　　　　[17]吴越：《80后作家迎来80后批评家》，《文汇报》2013年12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