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诗人”引发了什么(霍俊明)

　　多年来人们已经习惯了“诗歌”与“大众”之间的平行或天然的疏离关系，但是一旦诗歌和“大众”发生关联，往往就会成为一种噱头、娱乐事件、新闻爆点，这又进一步使得诗歌在公众那里缺乏公信力。而公共生活、个人生活以及写作的精神生活给我们提供的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诗人如何站在生活的面前？一首诗歌和私人生活、时代现实之间是什么关系？

　　随着自媒体以及大众化影像平台的参与，“由下而上”诗歌的传播范围和速度超越了以往任何时代。媒体更多的时候所关注的不是诗歌自身的成色和艺术水准，而是将之视为一场能引起人们“围观”的社会事件。时下媒体对草根诗人的“形象塑造”是值得进一步甄别与反思的，一定程度上，社会和大众需要什么样的诗人，就有什么样的诗人会被“塑造”出来。反过来，如果一些诗人没有特殊的社会身份、悲剧命运以及能够被新闻媒体转换为点击率的文化资本，他们何以能够在一夜之间传遍整个中国？而与之相对的，一些常年默默写作的诗人仍然处于被公众和社会认知的“黑暗期”。

　　围绕着余秀华等“草根诗人”所生发的各种观点、立场不仅显示了移动自媒体时代诗歌在生产、传播、接受和评价等方面的新变，而且也揭示了不同阶层的人通过这些来自社会底层的诗人所显现的对社会和人生的不同理解。人们争相关注的并不是诗歌本身，而更多是诗人身份、苦难命运以及底层的生存现状。如果这种身份和相应的生活经验能够被转换为真正意义上的诗歌“知识”则是有益的，如果这种身份只是成为社会和新闻学意义上讨论的热点或者噱头就得不偿失了。

　　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之众的“非专业”诗歌写作群体，确实构成了新世纪以来诗歌新生态。这种自发的、原生的直接与生命体验相关的“大众写作”有别于以往的学院派、民间派和知识分子等“专业诗人”的写作美学。那么，这些“非专业诗人”是否提供了不同的“文学经验”和“美学的发现性”呢？进入新世纪以来，以“草根诗人”现象为代表诗人与现实之间的紧密关系使得诗歌的现实感、人文关怀、及物性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他们直接以诗歌和生命体验对话，有痛感，真实、具体，是真正意义上的“命运之诗”。但是，这种日常现实写作的热情也伴随着局限，很多诗人没有注意到日常现实转换为诗歌现实的难度，与此同时，过于明显的题材化、伦理化、道德化和新闻化也使得诗歌的思想深度、想象力和提升能力受到挑战。这不是建立于个体主体性和感受力基础之上的“灵魂的激荡”，而是沦为了“记录表皮疼痛的日记”。很多诗人写作现实的时候缺乏必要的转换、过滤、变形和提升的能力，他们大抵忘记了日常现实和诗歌“现实感”之间的差别。

　　全民狂欢式的热议在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让我们重新理解诗歌批评的多元化、公信力以及标准和底线。围绕着“草根诗人”的“专业批评”、“媒体批评”、“大众批评”之间出现的差异甚至矛盾，显现了文学批评生态亟需矫正和引导。对于大众如此热议的“边缘文体”需要审慎分析，不要急于肯定或否定。确实，很多“草根诗人”的诗歌更容易被大众所理解和接受，当然一些诗歌中所体现的私人生活、隐秘情感和社会身份也满足了大众的窥私欲望。很少有人真正静下心来阅读这些诗作，而更多热衷于评判和发言，看客心理、围观意识、猎奇心态，窥私欲望都在草根诗人现象甚至文化事件中得以上演，这并非是真正意义对诗人和诗歌的尊重。在媒体上，显然，诗歌之外的部分被放大了，比如余秀华被贴上的“脑瘫”、“农妇”、“底层”的标签，成为了“新闻标题党”的兴奋点。

　　草根诗人现象所引发的问题和值得反思的地方很多。如何维护诗歌和诗人的尊严，如何引导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而不是沦为娱乐、狂欢和消费的事件已经成为当下中国文学新生态中亟待解决的问题。评价草根诗人等文学现象需要历史的、美学的、艺术的和人民性的观点相融合，而不是断然割裂并在一点上极端放大。历史上被铭记的诗人往往既具有美学的创造性和历史的重要性、时代的发现性。无论在哪个时代，不管出现多么轰轰烈烈的诗歌运动、诗歌事件和大张旗鼓的诗歌活动，最终留下来的只有诗歌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