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理：喜欢阿森纳，它与文学气质相像

　　出生年月：1981年1月

　　学历：博士

　　目前职业：复旦大学中文系讲师

　　专业和研究领域：20世纪中国文学史、当代文学批评

　　对治学影响最大的学者：鲁迅、陈思和、余英时

　　对治学影响最大的著作：《鲁迅全集》

　　到中文系找金理，办公室门打开，一摞《同时代的见证》立在视野中央。这是他1月刚刚出版的新书，收在陈思和老师主编的第二套“火凤凰新批评文丛”中，衬页背面印着巴金先生的“火凤凰”题词。

　　当代文学批评是金理的研究方向之一，20世纪中国文学史是另一个。他研究过文学史上的“名教”问题，梳理了从章太炎、鲁迅到胡风时代的相关文化思想。这个题目的缘起和他有一次读到的诗人翟永明的经历有关。翟永明去高校演讲，读了一首献给母亲的诗。有人问：献给母亲的诗里，怎么能不出现祖国的意象呢？从这个极端的质问里，金理窥见一种普遍的困境：把祖国比作母亲来无可厚非，但文学恰是要恢复对母亲这个词最朴素的情感；这位读者拒绝做这种还原，在她心中，祖国和母亲之间是必然联系的。“文学不再面对大千世界和人类的丰富感受，就成了一堆符号。名教就是对名词符号的一种拜物教，存在于文学阅读中，也存在于中国人现代以来的精神生活中。”受此触动，金理在博士和博士后阶段写了关于“名教”的论文。而后，他留在中文系当老师，继续完善“名教”研究。

　　上学期他开了两门文学欣赏类课程。一门是“文学原典导读”，这门课旨在让刚进大学的学生更热爱文学，中文系请不同专业背景的老师轮流主讲，很多复旦学生都听过。轮到金理开课，他边备课边体会到：“学生通过你这个桥梁进入文学的花园里，目的就达到了，至于用什么构成桥梁，并不重要。”他选了现代文学史上经典的作品来“建桥”，鲁迅、沈从文、丁玲等，带学生细细分析文本。遇到有趣的学生，课程过半来问他：“老师怎么还没讲到《红楼梦》？”讲《红楼梦》当然也可以，但金理觉得自己的体会必然不如深耕于古典文学的老师，甚至可能不如一个对《红楼梦》别有兴趣的学生。“上课就是，我只能端出我最拿手的菜啊。”

　　另一门“中国当代小说选读”，金理加了一个限定，讨论青春文学，即“以青年人为主人公、表现青年人生活的这类小说”。课堂上有铁凝的《哦，香雪》、路遥的《人生》，也有甫跃辉、张悦然的小说。他觉得这类作品或许会让同学们觉得亲近，因为所表现的年轻人的喜悦和烦恼，“可能就是学生们即将面临或已经身在其中的”。金理的学生大多是90后，他觉得他们“比我那时候要优秀”。他当过中文系12级本科生的班导师。“这个班的学生对文学的理解，远远超过当年的我们，而且视野开阔，基本的学术能力，比如外语，也要好得多。”

　　眼下学期结束，复旦园格外安静。问假期安排，金理说：“要做人类最伟大的事——抚养小孩。”如此豪情万丈的回答是他早上读报得到的启发。他读到赵汀阳在访谈中讲：人类最伟大的事情是使存在得以延续。弄璋之喜，手忙脚乱。他描述新角色里的感受，带着无心隐藏的窃喜：“有了孩子就有了借口，很多可写可不写的文章就不用写了。”

　　金理每晚睡前看电影，两天看一部。最近重看了贾樟柯的《天注定》，还根据豆瓣推荐，看了《消失的爱人》。文艺青年扎堆的豆瓣网在他看来，“口味是有点独特的”。他把豆瓣网当作检索工具，常上去看看别人的评价。他觉得豆瓣是个重要的现象，很想写一篇研究文章。“可是非常遗憾啊，我自己没在上面混过。”他连早先注册的账号都忘了，“研究的心态和混在其中的心态是不一样的，可惜我现在有的仅仅是研究者的体验了。”

　　至于他自己，倒从未被贴过文艺青年的标签。“文艺青年蛮难定义的。”他说。金理通过文学史所接触到的“文艺青年”是这样的：“是那些不愿意呆在壳里面、希望和墙去撞一撞、特别不安分不认命的人。我的阅读背景中，集中表达文艺青年命运的是路翎《财主底儿女们》中那群人，总是和周围环境构成紧张冲突，特别符合我对文艺青年的想象。”不过金理觉得，如果文艺青年单纯指“热爱文学、过一种和文学有关的生活的人”，那自己“应该算是了”。

　　他的生活“和文学有关”，和足球也有关。一般每周两场球，踢中后场，现在都踢五对五的小场。看球是喜欢一个人看的，这才能集中精力。“夜里12点的球还能看，再晚一点的要早上起来看，不上网，不开手机，不接电话，看完球再开工。”他喜欢的球队是阿森纳。这可真是个文科生喜闻乐见的球队啊！“是吗？”他听我胡诌却激动了一下，紧接着说，“有可能的，气质接近嘛！踢法比较华丽，又很悲情，和文学是挺像的，走在和主流相悖的道路上……”在他看来，球队不注重金钱攻势，主教练温格还是希望一步一步培养年轻队员。“和主流的方式很不同的，所以没法成功啊，九年无冠，幸好去年拿了足总杯！”

　　和主流相悖的阿森纳自有人晨昏相伴，和主流相悖的文学也不见得门前冷落。

　　金理考大学时，填的志愿全是中文系，各个学校的都有，那时候，“已经不是文学特别风光的时候了”。他对中文系充满了分裂的想象：觉得这里有严肃的学问；又好像很自由，电视剧里的大学生活就是谈恋爱、玩，看完，“很想赶紧去读大学”。

　　他带着两种交织的想象来到中文系，觉得“是挺自由的”。他有点焦虑：怎么办，要一代不如一代了，诱惑那么多，每天总要上上网看看电影吧，肯定不如前辈用功啊。他急着找个榜样看齐，便去问辅导员张新颖老师：以前一天看几小时书？张老师很认真地想了想，说：“一天几小时真说不上来，不过，一个人如果整天看书，我觉得肯定是没用的吧。”金理觉得张老师对自己帮助真大，冷静下来，继续自由。“那时候我们和物理系住在一层楼，每天晚上11点熄灯后，就看到他们很忙，在走廊里铺开实验手册，做各种题目；我们系也很忙，把桌子搬出来，忙着聊天、打牌、吃夜宵、谈文学。”他说，大学里有个好的小环境是挺要紧的。他恰好有几个特别谈得来的朋友，所以他们有幸成了忙着谈文学的那一小撮人。

　　大三时，金理到《文汇报》实习。“我在经济部，出入的场合，那也是挺高大上的，都是去市政府这类地方开会。”不过这与他的兴趣相去甚远，“马上发现，还是校园生活好。”后来他直升了中文系硕士，开始在陈思和老师指导下读书，再后来的每一步也就顺理成章了。

　　去年，金理获评上海年度“社科新人”。陈思和老师在推荐意见中写：“比较活跃的当代文学评论家”、“80后学院批评家的领军人物”。文学批评是什么呢？他说，这也是文学研究的一种方式啊。“把一个时期内的文学状况比作一条河流，研究这条河流就有许多方式。你可以登高望远，九曲十八弯看得很清楚，也可以在退潮后捡一些贝壳进行定量定性分析，这几种方式比较像文学史研究。而文学批评是，你要把自己变成水里的一块石头，在水里研究水。这很危险，你失去了后见之明的保护，给出的结论很可能和文学史家给出的结论不一样。”

　　见我云山雾罩，他马上举了个例子：卞之琳写了著名的《断章》后，李健吾写了评论，认为诗很悲观，每个人都只是别人的陪衬；卞之琳却说，我要写的是人和人之间的互相呼应；后来的文学史，对于《断章》的讨论全是按照卞之琳的自我解释来的，李健吾在文学现场发出的声音并没有被采纳到主流的文学史叙述中。“但是，我要强调的是这个但是。”他说，“没人能否认李健吾是最优秀的批评家，他的《咀华集》是公认的最好的批评集子。文学批评的快感和危险都在这里：你对一种流动的、复杂的状况及时作出判断，这是你能获取的快感；而危险在于，你的判断可能与文学史上的结局不一致，与河流的走向不一致……”我屏息听完，他又补充道：“作家和评论家之间会有互动，文学批评最体现这种互动。”

　　在鲁迅、周作人的时代，不少作家往往又是批评家。专注于文学批评的金理是否也搞创作呢？“小说我也写过的。”他自豪得像个老作家。本科时，金理办过一个班刊，叫《嘤鸣》，取自诗经“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刊名还是请王水照先生题的。“那时候一般认为，创作是很厉害的事，要是没在班刊上有几篇原创，是很不好意思的。搞研究？创作不行才沦为搞研究的。”在发表了几篇论文后，他觉得是时候证明一下自己了。他写了一篇小说，偷偷给另一个编辑。“那哥们儿正好是我同寝室的，看完和我说，我看你以后还是别写了吧。”从此以后，金理就封笔了，他没有成为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