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自草根，未必不可长成大树

　　草根诗人现象观察：

　　生自草根，未必不可长成大树

　　——李敬泽、吴思敬、林莽、张清华、罗振亚、霍俊明等谈“余秀华现象”及其延伸思考 

　　许立志跳楼了，他的《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 ，让我们看到对于打工者而言，月亮并不总是温柔和美的；余秀华一夜爆红，持续升温， 《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中有一个脑瘫农妇对爱情的浓烈渴望；“我的诗篇：工人诗歌云端朗诵会”上，工人朗诵自己的诗篇，又很快引起众多关注；此外，民间涌现的诗人还有很多，做过快递员的秦兴威，在私企打工的小西，理发师红莲，煤矿工人老井……一夜之间，诗歌好像是突然从自得其乐的某个角落，不由自主地被推向了新媒体时代的舞台，迎来了新生态。诗歌界及时发声，沈浩波、沈睿、臧棣的评论一出即招致更大范围的讨论，一场众多名家参与的“草根诗人”现象与诗歌新生态研讨会也迅速召开，对许立志现象、余秀华现象等做出总结与反思，在争议中推动对诗歌的认知走向成熟。

　　草根诗人的标签，留还是不留？

　　上帝读诗，一定是将诗和人一起考量的，是体恤的，而不是教条的理解。标签表达一种敬意。

　　假如没有加上“脑瘫诗人” 、“农民诗人”的字样，她们或他们的诗，还会不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毕竟，写诗的人那么多，而这也并不是一个适合读诗的时代。但是假如他们的诗写得没有饱满的感情与语言上的诗意，也许也不会感动读者并流传开来。是这些身份更重要，还是诗更重要，抑或两者不可分割？

　　农民、工人、底层，等等，加在诗人之上的这些标签，可以用一个词统称，即草根。这也是一个引发过争议的名字。正如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评论家李敬泽所说，草根诗人的称谓并不恰切，我们面临着命名的困难。李敬泽关注过余秀华，关注过许立志，也注意到了工人诗歌云端朗诵会，在他看来，这些作者不是一夜之间一下子冒出来的，很多作者已经写了很长时间，而远在此之前，以珠三角为主体的打工诗歌写作已经经历了很长时间的酝酿和发展过程。“外人看到的，可能是云端上露出来的这样一小块，实际上在云端和海平面之下，已经有很大很大一块。 ”

　　在中国2900多个县城里，有三亿左右的工人，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之众的“非专业”诗歌写作群体，中国作协创研部研究员霍俊明指出，“他们直接以诗歌和生命体验对话，有痛感、真实、具体，是真正意义上的‘命运之诗’ 。 ”但是这种写作也有局限，一不小心就会沦为“记录表皮疼痛的日记” 。他认为，余秀华、许立志等草根诗人在传播中反复被强调的并非诗歌本身，而更多是诗人身份、苦难命运以及底层的生存现状。实际上这也没错，为什么诗歌不能写作苦难？为什么打工者不能用文学为自己代言？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身份与相应的生活经验需要转化为真正意义上的诗歌，而不只是成为社会学和新闻学意义上的噱头。艾略特做过银行职员，没有人说他是银行职员诗人；布罗茨基曾干过火车司炉工、钣金工、医院停尸房临时工、地质勘探队勤杂工，但是谁又把布罗茨基称为工人诗人呢？放眼西方和中国的文学史，从来没有哪个诗人因社会身份的放大而成为经典诗人。

　　古人讲知人论世，欲知诗作必先知诗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清华的“上帝诗学”与此不谋而合，他猜想，上帝读诗，一定是将诗和人一起考量的，是体恤的，而不是教条的理解，因为他是上帝。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彭学明则坦言：“对余秀华身份的强调，表达的是一种对她脑瘫诗人身份的敬佩，也是对她的诗歌精神的敬重。 ”她就是脑瘫，没必要回避这个身份，余秀华的生活那么艰难，身体那么不好，还能写出这么好的诗，“一个脑瘫诗人能够写出我们一般常人都写不出的诗，我们有什么理由不佩服、不敬重、不喝彩呢？ ”

　　他们的诗是不化妆的诗，是灵魂的歌唱

　　精致圆熟但无冲击力的诗，和虽有缺陷却生气四溢的诗哪个更值得褒扬？诗歌是否还需要学养的支撑？

　　人们为什么喜欢余秀华的诗歌？也许读者在她的诗中发现了在当下诗歌中未曾找到的某些特质。彭学明指出，当下诗歌很多除了回车键，就是玩技巧，花太多力气在外观美容上，以为自己搭的是金字塔，殊不知是一个一推就倒的积木，而诗歌最本质的灵魂——真情与实感却被远远抛弃了，无情无义无病呻吟，无血无肉无关痛痒。而余秀华、许立志、田暖、张二棍等众多草根诗人的诗，却是来自灵魂的歌唱，真诚产生高贵，真实产生力量，这也正是当下诗歌中所欠缺的。

　　生自草根，未必不可成长为大树。很多人怀有成见，先入为主地认为草根诗歌是对现实疼痛的呐喊，艺术上粗糙而欠打磨。其实不然。张清华认为，“有假诗文，无假山歌” ，老百姓没必要作假，民间写作的价值就在于真，一经包装就会失去它的本质。而且草根美学中有一种泛反讽性，他们不会像一些专业诗人一样端着架子抒情，而是或显或隐地淡淡地故意轻松地略显诙谐地表达，使得那些猛烈的情感容易接受并感动人。在诗人林莽看来，正因为生自草根，所以他们的诗“字里行间散发着泥土和青草的气息，可以闻到茶叶的清香，嗅到新的木材的味道” ，从他们的诗中可以感受到生命的率真和心灵的鲜活与坦诚，有着那种生命最需要的同情、怜悯与爱。

　　草根写作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不化妆的诗歌。南开大学教授罗振亚强调，草根诗歌一般不拐弯抹角、矫揉造作，有时甚至舍弃了形容词与修饰语的枝蔓，只剩下灵魂内涵的树干，本色质朴却又强悍地直指人心。同时，对凌空蹈虚抒情路线的规避，和对日常生活情境与经验的俯就，使草根诗歌在无意间比一般诗歌更关注对话、细节、事件、过程、场景等因素，与直接抒情并举，将叙述作为建立、改变诗和世界关系的基本手段，酿就了一种叙事诗学。草根诗歌来自一个个独立的“小人物” ，但它们拼贴、聚合在一处，却通向了人类深层的共性情感和经验，折射着一个“大时代”的精神面影。这也引发人们思考：好诗的标准到底是什么？精致圆熟但无冲击力的诗，和虽有缺陷却生气四溢的诗哪个更值得褒扬？既然写诗水平的高下和学历之间没必然联系，那么诗歌是否还需要学养的支撑？

　　不过，罗振亚也指出，草根诗歌大多还停留在叙述苦难的阶段，缺乏必要的超越意识与更为博大的精神情怀，未上升到现实审美层面，而且误把真情实感流露当作最高旨归，将诗降格为无难度写作的倾向也非常严重。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吴思敬也强调，“底层不是标签，‘草根诗人’也不是桂冠” ，底层写作不应只是一种生存的吁求，应该遵循诗的美学原则，用美的规律去造型，达到真善美的统一，这才是草根诗人毕生值得追求的，也是他们如流星般一闪而过，还是能在诗人的纪念碑上镌刻上自己名字的区别所在。

　　世界报我以痛，我还世界以歌的爱

　　底层写作值得我们大呼小叫，因为人民实在是太苦了！比起人民的生命生存来，文学算什么？ ！

　　“诗不是天使的栖身之所” ，“诗是苦难的编年史。 ”德国诗人麦克尔曾这样说。吴思敬指出，诗但凡流传的都不是为统治者歌舞升平的，而恰恰是与底层人民息息相关的，底层总是与苦难相伴，而苦难则往往孕育着伟大的诗篇。诗歌是草根诗人获取精神自由的一种寄托，是实现灵魂自我拯救的一种手段，一如诗人刘年所写：“因为写诗，我内心里有了痛处，有了软处，有了底线。 ”诗歌给了他们放飞理想的另一个世界，让他们找到生活下去的理由和勇气。

　　草根诗人生活于苦难之中，却并未夸大生活的困境和磨难，作品中的情感也并非除了苦就是痛。彭学明强调，在他们的诗里，我们听到了他们对故乡和亲人、对生活和世界的深情歌唱。“他们的情感表达，不是以痛制痛的表达，而是世界报我以痛，我还世界以歌的爱。 ”如余秀华的诗《我爱你》 ：“巴巴地活着，每天打水，煮饭，按时吃药/阳光好的时候就把自己放进去，像放一块陈皮。 ”生病吃药的过程在她的笔下如此优雅妙曼。张二棍的诗《有间小屋》 ：“要扫尽门前雪/洒下半碗米/要把烟囱修的高一点/要一群好客的麻雀/领回一个腊月赶路的穷人/要他暖一暖，再上路。 ”屋小而诗人内心明亮。河北作协副主席大解指出，草根诗人的共同特点是把现实融于个人的生命体验之中，拒绝高蹈和空泛，身在底层却不媚俗，以紧贴地气的、血肉鲜活的诗歌作品，表达他们的切身感受和命运遭际，或悲悯，或深沉，或灵动，都带着他们的体温和气息。

　　“余秀华、许立志们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扇窗子，也打开了他们的心门、心灵通道。 ”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何向阳认为，一个农民、一个理发师、一个民警的日常生活与内心世界，原来可能都是被屏蔽和被忽略掉的，我们经常看到的只是他们的身份，而在诗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农妇深入骨髓的爱情，看到一个残缺不全的人，她旺盛而坚韧的生命观，这些东西令人感动。

　　“底层写作值得我们大呼小叫，因为人民实在是太苦了！ ”张清华说，关于底层写作的伦理问题已经讨论了十年了，底层人民不会轻易写作，终于写作了，文学本身的成绩如何算不上一回事，“比起人民的生命生存来，文学算什么？ ！别计较人家写得怎样，你写得美，能给人家一点点公平吗？ ”比如余秀华的诗，张清华认为没必要拿来跟专业诗人的诗比，“她写得还是不错的，有质感，有痛感，有一点专业性，这就足够了” ，甚至这些诗比专业诗人的诗更重要，不一定是最好的诗歌，但它们带有我们这个时代的痕迹，“做年选时我要多多选她的作品” 。

　　新诗的原罪与诗人的高傲

　　人们已经习惯“诗歌”与“大众”的疏离。诗人宁愿自己的诗歌被十个人喜欢，却耻于被十万个人喜欢。

　　余秀华不是最早的草根诗人。最早的草根诗人大概要追溯到诗的源头《诗经》了， 《诗经》中大多数都是民歌，作者也多是无名的草根一族。而最早被称为“草根诗人”的，有杨键、雷平阳、江非等人，后来又将所谓“打工诗人”如郑小琼、谢湘南等纳入，如今又有余秀华、郭金牛、许立志等人的出现。

　　冯梦龙曾说，“书契以来，代有歌谣，太史所陈，并称风雅” 。张清华分析指出，中国诗歌传统中诗历来分风、雅两类，作者也分为两种身份，一个是文人，一个是人民，文人当然也是人民，但由于他们写作的专业性和个人性，常被看作是一个单独的群体。作为沉默的大多数，人民无需写作，现代以来民歌一直处于被压抑的状态，“虽然我们口口声声说贴近群众、贴近现实，人民一旦写作，就会有人感到惊诧受不了，最近媒体的密切关注，也正是由于对人民写作的不习惯。 ”霍俊明也指出，诗歌常常被推到风口浪尖上，受到无端取笑和指责，引起一场场集体狂欢，这就是新诗的“原罪” ，多年来人们已经习惯了“诗歌”与“大众”之间平行或天然疏离的关系，一旦与“大众”发生关联往往就是作为噱头、娱乐事件。

　　在余秀华之前，网络上也有对于诗歌的关注和炒作，比如周啸天，比如“乌青体” 、“梨花体” 。吴思敬指出，之前大多是偏于负面的，在一轮轮的炒作中当代诗歌的核心价值被解构，成为娱乐和笑料。而余秀华现象则不同，更多地体现了网络的正能量，反映了网民对当代诗歌的理解正在深入。

　　自媒体时代，诗歌的隐忧当然存在。霍俊明不久前做了一个实验，在他的微信公众号“老霍导读课”中，专门把余秀华放在系列诗人之间，其他最多的阅读量不超过1000，而余秀华的阅读量瞬间就达到了5000。“由下而上”诗歌的传播范围和速度超越了以往任何时代，但自媒体关注更多的不是诗歌自身的成色和艺术水准，而是将之视为一场能吸引眼球的社会事件。“大众和自媒体对诗歌的形态构成了一种虚构或者修辞，有时候并不真实” ，一定程度上时代和大众需要什么样的诗人，就有什么样的诗人会被“塑造”出来，与之相对的则是那些常年默默写作的诗人仍然处于被公众和社会认知的“黑暗期” 。

　　但另一方面来说，如《诗刊》副主编李少君所言，“天赋诗权，草根发声” ，全民写诗，自媒体带来了诗歌的新生态，给了民间诗人更多的机会，也使专业诗人不断反思。李敬泽指出了新诗的精英式的高傲，我们谈论诗歌时，鲜有不谈论身份的，哪怕最反感谈身份的人，实际上都充满一种强烈的身份自觉，只不过大多是以知识分子自居，“我是知识分子，我是非常高大上的” 。他也指出，我们的诗歌一方面在自身评价标准及一系列诗学基本问题上严重缺乏共识，同时在某一点上又有着高度共识，即坚定地认为我们的新诗是精英的事业，坚定地有一种耻感，耻于或者羞于我的诗不是被十个人喜欢，而是被十万个人喜欢，觉得那样就不高大上了。这样的习惯在今天这个时代也在经受着一次次冲击，诗人需要直面。

　　“作为理论家，作为诗人，过去没有自媒体生态时，对话的主动权还掌握在我们手中，我们想对话就对话，不想对话就不对话，但现在对话议程甚至议题，对话在何时何地发生，对话和争辩怎么发生，常常不是我们自己能够确定的，我们有必要严肃面对和回应这样一个生态。 ”在自媒体下诗歌的新生态中，诗人不敢乱说乱动，人民群众越来越敢乱说乱动，李敬泽觉得这是大好事，而且乱说乱动的不是一般的人民群众，而是公众中一大批有相当文化素养、知识准备和艺术准备的人，“如果我们的诗歌连他们的意见和感受都要说你们不专业，你们不行，那我真的不知道我们的诗歌要把脚落到哪里去。 ”

　　相关链接

　　2014年9月， 《诗刊》推出余秀华组诗；

　　11月，《诗刊》在其微信公众号再次推荐余秀华的诗，引起社会关注；

　　2015年1月，沈睿发出评论，称余秀华为“中国的艾米莉·狄金森” ，此后其文章标题被改为《余秀华：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并被广为转载。沈浩波发文《谈谈余秀华的诗歌以及大众阅读口味》 ，引起“二沈”之争。众多业界诗人评论家展开进一步讨论；

　　随后，余秀华两部诗集《月光落在左手上》 《摇摇晃晃的人间》出版，印数和销量远超当前的专业诗人；

　　2月9日，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诗刊社、文艺报社主办“草根诗人”现象与诗歌新生态研讨会，李敬泽、吴思敬、梁鸿鹰、商震、何向阳、彭学明、李少君、林莽、张清华、霍俊明、罗振亚、大解、李云雷、饶翔、张杭、李壮、严彬等二十余位诗人、评论家与会，结合余秀华等十五位草根诗人的作品，对“草根诗人”的发展做出总体探讨与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