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那段悲壮的历史(王春林)

　　东北作家郝炜绝笔写抗联

　　复活那段悲壮的历史

　　东北作家郝炜不幸于2014年3月22日因车祸重伤辞世，年仅五十八岁。弃世前，郝炜刚刚完成了一部以东北抗联的抗日英雄事迹为题材的长篇小说《雪崩》。今年这部小说正式出版。

　　关于东北抗联与杨靖宇将军的基本史实早已耳熟能详，为公众所周知，所以，郝炜这部长篇小说《雪崩》写作的难点首先在于，通过怎样一种艺术手段才能够成功地制造出某种“陌生化”的审美效果。

　　郝炜的努力主要体现为他对于双重第一人称叙述者“我”的精妙设定。首先出场的“我”是一位写作者，“我”的父亲曾经担任过市党史研究室主任。其中有一些录音磁带“是我父亲当年采访一位老抗联战士的录音。”“我”便对这些录音材料进行了文字整理。整理的具体结果，自然也就是这部《雪崩》。

　　第二个叙述者“我”也即那位录音磁带中被采访的老抗联战士杜青山，母亲惨死使“我”内心里燃起了对于日本人的深仇大恨，毅然参加了东北抗联，成为一名年轻的抗联战士。

　　正是借助于“我”那多少还显得有些稚嫩对一切都充满好奇心的叙述视角，郝炜得以相对成功地把东北抗联一段悲壮的抗日历史复活在了他的长篇小说文本之中。何以悲壮？日本鬼子、汉奸、绺子(土匪)，再加上严酷的自然条件，杨靖宇的抗联事实上需要同时在四条“战线”上开战。一方面是面对着的敌人过于强大，另一方面却又是自身意志的坚强如钢决不退缩，二者两相对抗的结果，自然就是一种油然而生的悲壮感。这一点，在小说接近尾声处作家关于东北抗联差不多已经拼至山穷水尽地步的描写中有着强有力的凸显。“看来，我们的出师不利不是偶然的，这一阵日本人疯狂地讨伐，搞什么归屯并甲，建集团部落，梳篦山林，虱狗政策，同时还常有叛徒出现，我们的队伍根本不是让日本鬼子的讨伐队钳制垮的，而是经常陷入自己人的包围之中，那些曾经熟悉的人变成我们的敌人，他们像日本人的狗一样追在我们的后面，紧紧地盯着我们。”“我们每天都在战斗，每天都在森林里来回奔波，大雪封山，没有粮食，大家筋疲力尽，什么都吃，吃草茎，吃树皮，甚至吃马粪里没消化的东西和自己身上的棉絮，人要是饿急眼了，没办法，啥都得吃。”也只有在读过这些真切的描写之后，我们方才能够明白那个令自己的对手特别震惊的史实——日军经过激烈的交战，最终击杀杨靖宇之后，因为对已经被切断食源多日的杨靖宇的生存状况颇感疑惑，遂命令医生对他的尸体进行解剖检查，想看看他的胃肠里究竟有什么。没想到，在他的胃肠里竟然连一粒粮食也没有找到，所见到的只是未能消化的草根、树皮和棉絮。震惊之余，对杨靖宇肃然起敬的日军给他举办了专门的安葬仪式。就这样，凭借着自身的威武不屈，杨靖宇甚至赢得了来自对手的足够尊重。一支军队的最高领导者如此，东北抗联中杨靖宇的诸多积极追随者也同样如此。在战场上，杨靖宇和抗联战士宁愿饿着肚子与日军、汉奸对抗，也坚决不肯低下自己高贵的头颅。这样的一支军队，你尽可以在肉体上消灭他们，但精神层面上的强力意志是绝不可以被征服的。不管是就人物的精神实质而言，还是就作品的实际美学效果而言，郝炜的这部《雪崩》都只能够被目之以崇高或者悲壮。在当下这样一个举目皆浑浑噩噩的物质化时代，当整个文坛的风气都在以所谓的“去崇高化”或者“去悲壮化”为流行时尚的时候，郝炜能够坚持一种崇高或者悲壮美学艺术风格的追求，其实还是需要具备足够勇气的。

　　郝炜另一个不容忽略的艺术贡献，就是通过《雪崩》的书写，极其鲜活灵动地还原了一个富有人情味的杨靖宇形象。需要强调的是，这个富有人情味的杨靖宇形象，乃是通过其警卫员“我”也即杜青山的叙述视角而表现出来的。杨靖宇的人情味，在他和“我”首次见面时，就有着令读者印象深刻的表现。当时，二师的两名战士在把“我”与同行的刘磕巴送至杨靖宇军长那里后，要急着返回部队去：“他安排我们先休息，二师的战士要赶回去，说他们师长有命令，让他们护送到地方就立即回去。杨靖宇显然是很欣赏自己的部下。他说：‘曹国安治军严厉，能带出好兵。不过，今天就例外了，你们很辛苦，怎么也得吃顿饭再走。’”仅仅通过留饭的一个细节，杨靖宇的人情味跃然纸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