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的心跳——怀念我的挚友赵长天(毛时安)

赵长天、赵丽宏、毛时安、王安忆、王周生合影(自左至右)。本版照片均由赵长天家属提供。

　　在朋友眼中，赵长天总是一副文质彬彬、玉树临风的书生模样：消瘦高挑的身材，长得眉清目秀，说话不多，声音很结实。

　　　　在赵长天逝世两周年之际，他的好友、著名文艺评论家毛时安写下这篇纪念文章。当赵长天工作生活的片段在这些字里行间中重现，相信大家都能切实地感受到，一个好人的心跳。

　　——编者

　　长天已经去世很长一段日子里，我一直精神恍惚迷离。每天晚上坐在餐桌边上望着天花板上明晃晃的电灯发呆。要做的事情很多。书在手里却一个字都读不进去，白纸摊在手边也是一个字写不下去。早已不是那个在深秋月光下吹着孤独的口琴，唱着忧伤的《鸽子》，排遣内心郁闷的二十岁的小青年了。也早已过了当年三十多岁在作家协会初遇长天时意气风发的年龄了。在经历了一个大时代那么多的风风雨雨，我也算是意志非常顽强，心裹着一层厚厚铠甲，自以为能刀枪不入的钢铁战士了。太太看见我每天一副颓唐的样子，说，赵长天的死，对你打击真的老大。老实说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我也没有这样恍惚过。

　　长天去世在前年(2013年)3月31号。星期天。那天天很好，天空一片湛蓝，蓝的又深又高又透。我像往常一样去打乒乓。完了，到浦东去给小外孙买食品。那些日子，长天病情一直不太稳定，时好时坏。29号抽了胸部的积水，接着白血球上升到21万。30号本想约宗福先去探望长天，踌躇再三还是没去。当晚7点55分，我给长天的儿子赵延发短信：爸爸现在怎么样？答复：暂无危险。总有点不放心。路上短信赵延，立即接到他发给我的“已过世”的短消息。车刚进延安路隧道，眼前一片黑暗，头顶是黄浦江浩浩荡荡的流水。坐在车里，我禁不住嚎啕大哭起来，吓得司机不知如何是好。虽然对长天的走，已有了心理准备，但这一依然无法接受冷的像冰一样残酷的事实。赶紧掉头驱车赶到瑞金医院，王安忆、臧建民、孙甘露、宗福先、褚水敖、顾绍文、沈善增已经到了。我恭恭敬敬向长天鞠了三个躬。然后，看着曾经朝夕相处，几十年在一起的朋友，被车推出，消失在楼道的尽头……

　　窗外，正是烂漫的春天，花开得多么的繁茂。长天在一个鲜花簇拥的日子里，去向了另一个世界。

　　“长天让我的一生变得细腻、沉稳了许多”

　　3年前(2012年)，就在差不多的时候，4月30日。那天我去医院体检。那天天也很好。一进门就听有人叫，叫的很响，是长天。我问他，怎么样。他淡淡一笑，蛮好。记忆中，他的笑总是淡淡的，说话也大都是轻轻慢慢的。一圈体检下来，到地下室做X光透视，我又碰到他，依然排在我前面。我又问他，可以吗？他浅浅一笑，蛮好。又补充了一句，还可以。

　　我们是多么的相信自己，相信科学啊。

　　前一阵子要出版我的一本书，要照片。结果选出几乎所有合影的照片里都有长天瘦长的身影。我们一起接待国内外作家，我们一起在巴老身体健康的时候簇拥着巴老，在巴老住院时探望在巴老床前，我们一起在龙华寺的大墙前，在南京，在杭州，我们一起在研讨、在吃饭、在游览，我们一起在……

　　作为副手，我和长天一起整整工作了八年。那是我们生命中最成熟最有光华的岁月。1989年3月作协换届。长天是协会的副主席兼秘书长，我是副秘书长。那时还有一个副秘书长宗福先，作协204那间大办公室放着六张写字台，有主席徐中玉先生，副主席徐俊西、罗洛、赵长天、宗福先和我，后来又从贵州调来了叶辛。福先那时在谢晋恒通公司兼职，徐俊西是市委宣传部的副部长，主要在部里。主席徐先生是我大学老师，快八十岁了，刚当选满腔热情想干一番事业。老罗年纪大，通常中午回家，叶辛还没调来。经常就是长天和我两个人。我们有时候说很多很多话，但大多数时候静静地相处。在那些日子，我是亲眼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实实在在的长天。

　　长天《赫德传》开头有一句话，和赫德的相遇很偶然。其实我们每个人和长天相遇，如果回忆的话也都是很偶然的，某一个下午，某一个早晨，某一个黄昏。我们最早认识应该在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初。那是一个百废俱兴的时代。万物萌动，青春勃发。人人都抱着一份对未来的浪漫主义冲动。十年文革被禁锢的身心有一种重见天日的解放感兴奋感。是文学“火红的年代”。《上海文学》、《收获》发表的每一篇小说都会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被压抑了十年的文学热情，像火山一样被引爆得熔岩四射，迸发着无限的光和热。直到今天，我们这代人一说起那段日子，眼睛都会发亮，恋恋不舍于那段和自己青春尾巴相连的岁月。当然今天我们明白，文学那样重要，也多少不太正常。上海作协和《上海文学》编辑部，时常开会、办青年作者的学习班。我们应该相识在那样的场合。作协那栋历经沧桑仍然风度优雅的小楼和门前的那块绿草地，是交朋友、发生故事的好地方。那时的长天还是工人作者。消瘦高挑的身材，长得眉清目秀。说话不多，声音很结实。用今天的话来说“很有磁性。站在那里，文质彬彬，一派貌若潘安玉树临风的书生模样。1985年评首届上海文学作品奖，他的小说《市委书记的家事》和我的评论《独特的生活画卷》都得了奖。就在这一年，他调进了作协。我们就有了很多见面交谈的机会。作为一个朋友，他让人踏实，能让人长期而久久的信赖。有很多必然的品质和东西在里面，他的为人，他的厚道，他的仁慈，他的沉静内敛，他对朋友润物细无声的浸淫。长天身上确实有很多东西久久的影响、感染着我们。我是一个粗糙的人，没有长天对我的影响，我今天不一定是这样的人。

　　我到作家协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风风火火，莽撞粗糙，什么事都是干起来再说。有一次主席团会开好以后，长天对我说，毛时安你不能这样做，这样做对你非常不利。为什么呢？主席团一开好会提了几件事我会不管三七二十一，就马上去做，做得非常卖力。因为我认为主席团开会的时候，如果这件事大家都没发言，就算通过了，通过了就该去做。长天像聊家常地跟我说，你不要认为大家不发言就是同意，大家不发言也许是保留态度。如果你做对了大家没有意见，如果你做错谁都会批评指责你。他说得很慢，声音也不响，一点没有批评的意思。

　　他对事对人，一直是这样很文静的书生气息的。长天让我的一生变得细腻、沉稳了许多。

　　“我和他成了以心换心完全可以信赖无话不谈的朋友”

　　作为领导，长天是一个非常有大局感的人。1989年11月份为巴老八十五岁搞纪念展览和研讨，这是上届作协定下来的事没来得及做。当时也有一些同志提出反对意见，认为作家协会这个时候搞巴金的纪念活动不是很妥当。我觉得，一定要搞，这不是巴老个人的事。这样的活动不仅有利于提升上海文学的形象，而且有利于国外对我们中国现状的正确了解，让外界看到中国文化和中国依然在坚持开放。我们不能因为发生了一些事情，就畏首畏尾，就放弃很多工作。长天那时正处在一个困难的时候，我和他交流想法，他不顾个人的委屈和困难，在主席团会议上明确表明了自己主张办的想法。在长天的领导支持下，我直接给主席团写了一封不长的信，直接陈述了我的想法，争取了主席团的同意。前不久，整理旧物，当年的那封短信浮出水面。真让人百感交集，恍如隔世。在长天的细心耐心的具体指导下，我陆陆续续完成了巴老八十五岁纪念活动的各项文件和筹备工作。长天去世后，有好几天我一直在翻看以前作协的工作笔记。上世纪90年代初正是上海文学事业遭遇特殊困难的时候。当时作家们的情绪比较低落。我分管创联室、研究室。创联室提出，作家的情绪很大，他们工作很困难，希望领导能直接出面。结果每一次作家的活动长天都亲自出面，一个个地做作家的工作。组织作家学习、体验生活、编辑大上海小说丛书。为了能让作家安心写作，长天到处找关系找地方，想为作家们建一个舒适的创作中心。徐先生也不顾个人荣辱，带着我们到马鞍山、湖州，上海郊县的洪庙、花桥……长天长期在文学界工作，徐先生和我都是作协的新人马，前前后后都是长天忙。从来没听到他有一句怨言和牢骚。

　　不久，市场经济大潮在我们这些只会动笔杆子的书生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席卷而来。耳朵里不断传来下海做生意、倒卖钢材的消息。国家一时又拿不出钱来支持文学。文化界流行的是以商养文，不少熟悉的演员、作家朋友下海开公司。有位蛮有名气的话剧演员开了一个养狗场卖各种名犬。长天是作协当家人，天天为着钱发愁。但作协也不是他说了算。每一件创收的事，都是他里里外外的张罗协调。我不懂经济，而且从小不喜欢和钱打交道。所有这些事都是他扛着，我是爱莫能助。先是在作协门口开了个北海渔村的饭店，又和外面合作搞了一个景都公司。那公司一度做得风生水起，《萌芽》搬出文艺会堂，很长一段时间就在那办公。为了钱，长天和各色人物打交道，如当时万国证券的老总管金生，还有紫江公司的董事长。我们还异想天开地想出租、甚至出售那栋诗意盎然的主楼去做会馆。和一些香港老板反复谈判。为了不上当，长天一次次请有关部门了解他们的背景。当时估价600万元。幸亏竹篮打水一场空，没成功。肯定是不会成功的。有一阵子房地产热，长天带着我和后来到作协的叶辛，发动各种社会关系和资源，包括我们各自妻子的关系，到处找地，想为作协买地产搭顺风车，盖一个创作之家。我们就像一群没头的苍蝇，费尽心机，到处乱撞，到处碰壁。那时，长天和我心情都有点压抑，但是我们必须斗志昂扬地去工作。我们两家都住在曲阳新村。两个人一部车上下班，风里来雨里去。有时默默无语，有时相对一笑。204办公室经常只有我们两个人。静静地看着时光流逝。春天，作协院子里的花都开了，很静很静。我们有时会推开朝南的那扇古典味十足很修长很气派的铸铁玻璃门，让院子里的气息涌进来。真的很静很静。东边墙头原来有个壁炉，壁炉的搁板上有个外宾送的座钟。钟的指针头上有一只小小的飞机。静得可以清晰地听到秒针走动“滴答、滴答”的声音。那只极其漂亮的见证了我们曾经岁月的座钟，后来不知给谁偷走了，我们的日子也渐渐出了头。我们从认识到现在已经将近三十年，从满头青丝意气风发的青年，到齿发摇落精力不济的老年。我和他有缘。由此，我和他成了以心换心完全可以信赖无话不谈的朋友。

　　还记得邓小平去世的那天早晨，我们望着车窗外一切如常上班的人群，心里都有一种欣慰，这样的伟人去世了，世界还是那么平静，世界真的是进步了。把对伟人的真切的怀念记在心里。我们在车上静静述说着小平为国家做的贡献。

　　“长天的心很大，就像他的名字”

　　长天的心很大，就像他的名字，能装很多东西，能承受各种委屈。他是一个好人，也是一个真正优秀的共产党员。那些日子我们经历的困难真是难以想象。在时代的巨大考验和人生的各种困难面前，长天是一个具有超强的毅力、信念的人，并且用毅力和信念支撑自己精神世界的人。

　　后来的日子就是我们的今天了。90年代中期，世界变了。中国终于像一头睡醒的雄狮，仰天长啸了。在车上、在办公室，我们的谈话无所不包。大到世界风云、伊拉克战争，小到一个小说的一句描写，报纸里的一段花边新闻。一起讨论文学，什么是好小说，小说家的中年危机。讨论我们生活的国家和世界，那么陌生、新鲜，好还是坏。相似的阅历背景，使我们很容易沟通，很容易理解。有时也会有点分歧，大家也不坚持，一定要谁说服谁。虽然是寻常百姓，却也预见了很多事情。我们为社会进步兴奋，也为社会问题担忧，也自说自话自以为是的开一个药方。男人在一起，大约就是这样。

　　1997年我奉调离开作家协会，去文化系统工作。我们有事没事就打电话，到了无话不说的程度。我们的妻子也成了好朋友。长天特别喜欢交响音乐，他真懂。我不懂，妻更不懂。有了国外著名的交响乐团来上海演出，我第一个就会想到长天。我至今记得，他听拉赫玛尼诺夫时全身心的投入和激动。他像沉寂的星空，宁静地专注地聆听着来自遥远的声音，完全沉浸在俄罗斯苍茫的大地上。使我想到年轻时看到的一幅列宁全神贯注听音乐的照片。

　　我和长天一起工作的八年，特别是前几年，可以说是相濡以沫：一起互相勉励着走过了一段风雨泥泞、不足为外人道的日子。远远不像后来的日子那么的松散、自由、无拘无束。想到了，打个电话，或者会上见个面，站在角落里说几句话。人和人相处，相濡以沫，作为历经磨难的友谊，历来为人们所称道。庄子说，泉凅，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于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后来，我们的相处的快乐，就有了相忘江湖的味道和自在。人和人相处，究竟是像两条鱼挤在车辙里彼此用唾沫救助对方被大家感动好，还是在江河湖海里彼此不需太多牵挂各自游动好呢？

　　“外表沉静内心很有激情，外表保守内心很有活力很有冲动”

　　在很多人看来，我和长天不是一类人。事实也是。我是看起来乐观其实悲观，我的悲观，是对现代人类整体的悲观。看起来活跃现代骨子里很保守很有惰性，迷恋于传统。长天却是外表沉静内心很有激情，外表保守内心很有活力很有冲动。他对市场经济比我有兴趣。曾经很快活地告诉我，还在中学的儿子赵延拿着家里的旧杂志去卖。很多年前，我去长江计算机厂认识了那里的老总潘先生。两人买了286电脑。带动了作协一起，陆陆续续办了各种汉字处理软件的学习班。结果，长天从286、386一路过去，很快就熟练地掌控了电脑写作的窍门。我却一直冥顽不化地抵制，要用手写抗拒时代的进步潮流。长天对于新事物新思想接受的敏感和能力，远远走在我的前面。赵延好不容易有了一份新、旧社会都人人羡慕的金饭碗海关工作，为了文学写作，在长天支持下，毅然辞职。在我是没有这样的勇气的。在很多时候，长天拉动着我，赶上了时代的步伐。

　　1995年，我离开作协前，长天告诉我，他要去《萌芽》。这份曾经引领无数年轻人走上文学道路，为中国文学培养了无数作家，曾经那么如日中天的青年文学杂志，当时印数跌倒了几千份。我自己年轻时就整本手抄过萌芽诗选。我知道，长天对文学的发自内心的热爱，也知道他会面临的巨大困难。也是有志者事竟成，天无绝人之路。长天竟以新概念作文大赛，带领《萌芽》一举走出困境，从中走出来一批青年偶像。长天以一己之力，发起了对当下死背硬记的文学和语文教育体系勇猛和有点悲壮的冲击。他想让学生从小孩到教育，一条龙接受不同凡俗的文学熏陶，让文学天才有自由生长的空间。他创办了儿童读物《略知一二》，开办了萌芽学校。长天忘了，不少参加对抗应试教育的新概念作文大赛，背后的动机也只是免试上大学。殊途同归，曲径通幽。他办刊办学，凡叫我，我必到。私下里我和长天聊过，他也无奈。而且，他试图冲击、改变的不仅是中国当下的教育体制，而且是目前世界通行的教育机制。他的路，后来越走越艰难。有点像西西佛斯。

　　“在死神的面前，他从来没有妥协过”

　　他去世后，我再打开手机，从2012年6月12日到2013年3月29日12点4分，他生病期间我们发了三百条短信。在短信中，他都显示出了一种难得的从容、坚韧和乐观。3月11日，输血才一天多，他血小板降到五千，我很急，他在说了病情后，特地加了一句：“不过白细胞也跌到三万七了。”后来那些日子，他一直咳嗽，睡不好。3月19日，他短信里说：“我研究出来怎么咳容易把痰咳出来，怎么在咳嗽间歇睡，昨晚较前晚睡得好。”有一次我去看他，问起他的吃饭，他说，“昨天就吃了一根面条。”我说一定要吃，吃一点是一点，零零星星坚持吃一点下去。他说，“我现在要把吃饭的胃口留出来吃药。”3月17日我给他买了一大包各式各样的进口小食品。我让阿姨都给他尝点。我知道他是个节约的人，特意关照他，不好吃就吐掉，别勉强，怕浪费。觉得还能吃的告诉我。没想到，他发来了短信：“吃了瑞士小咸饼，蛮好。”3月25日我去北京前，又买了送去。后来丽宏告诉我，长天基本就靠这些咸饼干支撑着，让我心里难受了很久很久。他去世前那段日子里，我的日记里写满了他的病情。

　　在死神的面前，他从来没有妥协过。每次去看他，他的脸上表情始终是平静谦和的，挂着一种淡淡的不显山不露水的微笑，一如他的日常为人。有次去看他，他正好上洗手间出来，我扶他坐到床边，替他脱了鞋，把他的脚搬到床上。他躺下后，朝我笑了笑，像个孩子，笑得很单纯。倒是我每次看他，一出病房就忍不住地泪水往下流。那些日子我一直很纠结。想看他，怕影响他养病休息；不看他，我又非常放不下他的病情，也怕他一个人没人说话，太孤单，太寂寞。打电话也是这样，怕他说话吃力，累着他。病重期间，有时候他也给我打电话。一次电话中他告诉我，我的大学同学、《解放日报》的王富荣病危。还有一次打电话说，吴芝麟住在医院里。长天是个特别心挂着别人的人，即使在重病中他依然一直关心别人的事情。他给我发的所有的短信基本上是，“是”、“好”、“好”、“是”。正是在这些最简单的语词里，我感受到了一个好人的心跳。

　　“他的灵魂随着伏尔塔瓦河的粼粼波光去向了很远的远方”

　　为了纪念亡友，我一直在编长天的文集，里面有三篇怀念巴老的文章。长天的文章总是很短，言简意赅。在《巴老走了》一文中，他写道：生活不会停止，历史继续着无情的书写。每个人都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巴老走了，我怎么活着？长天的追悼会上萦绕着斯美塔那作曲的《伏尔塔瓦河》的旋律。他的灵魂随着伏尔塔瓦河的粼粼波光去向了很远的远方。我想，他的所有的朋友都会想，长天走了，我们如何像他那样方方正正地活着，有意义地活着……

　　时间，是生命驻足的地方。死亡，是生命出走的时间。

　　一个人活在世上，朋友可以有很多，但说得上话、无话不说，可以信赖，能推心置腹，这样的朋友是不会很多的。有很多日子，我常常会突然拎起电话想找他说说话，然后轻轻放下，电话那端的他，不在了。很多事情回过头想，真是很不堪。作为朋友，如果好的话，想到的事就要尽快去做。四年前，我和他一起在无锡疗养，当时他妻子我妻子都在身边。我们约好两家人一起出去旅游。三年前过年，我们请他们夫妇还有宗福先夫妇一起吃饭，那顿饭吃得不好，环境有点杂。我妻子觉得有点对不起他们，一直想重新再请他们吃顿饭。结果，因为忙，就一直拖着。

　　时至今日，一切都无法弥补了，成为心头永远的痛。

　　如今，山和水都在，人没了。走着走着，人就老了，就没了。

　　如果有天堂，我会在天堂补上这顿欠着的晚餐。

　　所以，我说，朋友之间，如果想表达感情的时候，在活着的时候，我们就该尽快努力地去做。

　　因为我们都不年轻，谁也不知道死神敲门的那一刻。

　　　　(本文将刊入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仰望长天》)

　　“扎劲”及其他

　　——漫谈上海方言的神韵

　　赵长天

　　简介

　　赵长天，浙江宁波人，出生于1947年，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原上海市作协副主席、《萌芽》杂志主编。

　　1971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伽蓝梦》、《天命》，中篇小说《外延形象》，短篇小说《苍穹下》等。曾获上海市首届文学作品奖、第二届《小说界》中篇小说奖、1992年－1993年《中篇小说选刊》优秀作品奖等。

　　作为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的主要创办人，赵长天也被称为“新概念教父”。新概念作文大赛由《萌芽》杂志社于1998年启动，力求突破学校作文教育的模式，鼓励学生自由地发挥想象力、抒发情感。许多如今活跃在文坛的“80后”作家，都出自新概念作文大赛。

　　2013年3月31日，赵长天病逝于上海。

　　对于一个写小说的人，语言实在太重要了。由于上海方言有许多与通用的书面用语不能一一对应，所以就很难大量运用上海方言进行文学创作。作为以语言为表现手段的艺术样式来说，不能用方言写作，损失实在太大了。就好像一个舞蹈演员只会跳一些大路的舞蹈动作，而高难度的、个性化的动作都不会跳，虽然他可能节奏感很好、情绪很饱满、感情很投入……终究很难成为一个最优秀的舞蹈家。

　　因为最生动的语言，存在于方言中，上海话同样。

　　比如上海话“扎劲”，就是现在流行的网络语言“给力”的意思，但其实比“给力”更有表现力。“劲”是比“力”更有力的力量，而“扎”，是扎根大地的“扎”，是树根深深进入泥土。“给”是拿给你，“扎”则是五个手指或脚趾紧紧地、深深地抓紧的意思，到了进入内部的程度。“扎劲”是不是比“给力”更“扎劲”呢？

　　再比如“挺分”，是出钱的意思。“分”是钱的最小单位，用“分”来取代钱，是上海特有的用词习惯(当然，这好像是近二三十年兴起的习惯)，比如“一张分”指100元。这有点“掼派头”的“腔调”。好像是藐视钱的劲头。“挺”当然也比“出”有气派。所以“挺分”在表达出钱意思的同时，就还有一点得意骄傲的气派在里面。

　　还有“结棍”，厉害的意思。力量凝结成一根棍子，够厉害吧！还有“兆番”，很多的意思。“人兆兆番番”就是人很多很多。有些人把这个词写成“造反”，意思就“浑身不搭界”了。“兆”是百万，百万够多了吧？不，还不够，还要翻番，“兆兆番番”，“结棍”吧！

　　仔细想想，上海方言真的很有意思。现在有些人仅仅根据读音来套书面语，我是不赞成的。我们要想出和音相同或相似的字来，组成合适的、贴切的词，来表达出上海话的神韵。这样，上海的方言，就有可能部分地被其他地区的人所接受，从而更加丰富中华民族的语言。当然，作家在这方面，应该发挥更多的作用。

　　201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