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走出语言迷宫的指针(孙伟科)

　　小说是语言的迷宫。无论是西方——歌德的《浮士德》 、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 、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 ，还是我国的《红楼梦》 ，洞穿这些迷宫背后的迷雾，是一件难而又难的事情，我们把这样的事情称其为事业也未尝不可。对《红楼梦》的研究更是如此。

　　毋庸讳言，红学研究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学术成果，而近三十年来红学的大势逐渐在向文本转移。过去我们主要是从内容和形式的划分上来展开红学研究的，比如分析主题、题材、人物形象、语言特色、结构艺术等来达到对小说的认识。这种传统方法依然在红学研究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但研究小说的方法又是不断发展的，叙事学的出现则将小说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科学的高度。它不是一种概念偷换、不是新瓶装旧酒、不是换汤不换药，而是更深入文本“肌理” 、更接近作者意图的一种“渠道” 、实现与作者心灵共鸣的“天籁” 。

　　换言之，假如我们把小说看作是语言的迷宫，而叙事学就是在寻找走出语言迷宫的指针。 《红楼梦》的研究已经汗牛充栋、繁富无比，但作品的深刻思想、作者的主观意图是通过何种叙事方法得以实现的则依然是未能穷尽的话题，这就涉及到了特殊的小说修辞，而王彬的《红楼梦叙事》就是对这一特殊修辞的研究。

　　叙事学的理论引入在我国已经不算太晚，但却成果寥寥。原因在于人们依然不能将叙事学转变成为研究小说的观念和方法，让其发挥观念变革的威力。大多数命名为“叙事学”的研究，实质是将叙事学研究统摄在传统小说观念之下，假借其名而行之而已，对《红楼梦》以及经典小说的研究依然没有走出旧有的格局，这样虽然叙事学貌似引进了、尝试了，但给读者留下的印象却是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

　　王彬的《红楼梦叙事》则不然。我认为这本著作的主要价值就在于它在叙事学方法的运用上、观念的变革上、文本肌理的缕析上，具有叙事学所要求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换言之也就是真正具有回归文本的召唤意义，而这样的研究具有示范意义，从而为我国文学研究吹进了一股清新之风。

　　是的， 《红楼梦》是一座语言迷宫。比如叙述者，为什么出现了“抄录者、整理者、评阅者”等的不同？再比如时间，为什么有时候作者将时间那样模糊处理而有的时候又那么明确地肯定？一会儿是不知过了“几月几时” ，一会是“至次日，乃是四月二十六日，原来这日末时交芒种节” ；再比如评价，小说对人物的评价性语言，为什么会常常让我们感觉错位？贾政果真是“治家有方”吗？王夫人果真是“宽厚仁慈”吗？袭人果真是“贤袭人”吗？贾宝玉果真是“腹中草莽”吗？特殊的修辞方法，时间和叙述的叠加，构成了文本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其中对“伪时间” 、“不可靠叙述”修辞技法的定位揭开了谜底。深刻的作品往往有复杂的构成，它是“曲折复义”的文本，而不是“单义直接”的文本。

　　王彬在借鉴西方叙事学的同时，又将中国的叙事方法与其相结合，创造性地总结出“动力元” 、“漫溢话语” 、“时间零度”与“伪时间”等新概念与新方法，从而为《红楼梦》的研究寻找到了新指针。王彬认为，方法创新实质是观念创新，新方法的密集出现自然意味着“范式革命”的意义。但是，有些人并不理解“新概念” 、“新范畴”实际上是对新事实——隐藏在背后的事实的揭示，所以它所揭示的文本新现象隐含着对文本认识的变革，也不是那么容易被消化的。

　　虽然《红楼梦》文本具有各种各样的“文学性”和“技巧性” ，虽然文本的语言构成一唱三叹、曲折回环、首尾瞻顾、前呼后应，但是作者的思想并不模糊或犹疑。文本的构成肌理延续着一种审美经验，是作者达到审美表达的手段，而舍筏登岸、得鱼忘筌，作者的意图唤起我们的共鸣则毫无疑义。假如《红楼梦》文本是作者思想的直接呈露，那么我们还会反复揣摩、玩味和品鉴吗？再换一个角度，假如作者的赞美、同情、哀叹、声援，总是与我们的价值观、人生理想相悖逆相矛盾，那么阅读、享受《红楼梦》还能让借他人酒杯、浇心中块垒吗？

　　《红楼梦》是我国长篇小说的经典，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拥有崇高地位。但是对这部伟大著作的研究，却难尽如人意。多年来， 《红楼梦》被各种媒体娱乐化，在一些电视节目中居然成为一个匪夷所思的宫廷故事！这样的“红楼研究”与学术丝毫也没有关系，实质是媒体为了收视率而制作的娱乐节目而已。深入梳理与认真分析《红楼梦》 ，将其提高到与时代相适应的水平，啃这个硬骨头则依然是令人肃然起敬的埋头学术的人。王彬的努力即可以归为此类，他在对《红楼梦》文学继承性的经验支持进行了科学的切实剖析的基础上，指出《红楼梦》中的修辞方法依然在当代文学创作中接续绵延，只是被我们忽略淡忘得太久了。他说：“ 《红楼梦》的叙述方式与当下小说依然保持着联系，依然为当下的中国小说提供支持。 ”是的，接通红学与当代文学创作的联系，让人们更多地从“经验”上感受《红楼梦》的文本质地之美和思想博大之美，是一个应该认真对待的问题，王彬在分析当代先锋派作家的创作时指出，中国当下先锋派小说的许多叙事方法并不一定宗源于西方，其实在《红楼梦》中就已经存在，只是我们没有认识到罢了。为了接通红学与当代文学创作的联系，更多地从“经验”上感受《红楼梦》的文本质地之美与思想博大之美，王彬引用日本清少纳言在《枕草子》中的一段描写定子皇后的话来做象征：“她穿着无可言喻的鲜红衣裳，身上层层叠叠穿的尽是些光泽夺目的衣料子，可以看见那光亮的琵琶上，披覆着多层次的美丽绣端，那抱持着琵琶的神态委实令人神往！ ”这体现着作者怀抱别具、层层叠叠的匠心。“探究《红楼梦》 ，研索《红楼梦》 ，对这些美丽的绣端逐层辨析，至少对其中的叙事方法精细解析” ，古人与今人，古之人的作品与今之人的创作并不可以截然划分，在貌似寒冷的坚冰下面，流淌的依旧是剪不断理还乱的汩汩温泉与清澈溪流，而这也正是王彬先生撰写《红楼梦叙事》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