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野的“狡黠”(赵富荣)

　　鲍尔吉·原野“狡黠”，他带着逸趣横生、娓娓动听的语言，努力追寻着写重大事件而不觉其重、状身边琐事而不觉其轻的韵味无穷的写作境界。他以清浅简练的文字写小说，也以戏剧化的纠葛写散文，两者难以分清。所以，他写的《巴甘的蝴蝶》既获得了“蒲松龄短篇小说奖”，也在《散文选刊》中被推荐。作品集《哈撒尔银碗》就收录了这些可以发在小说栏，也可以发在散文栏的作品。

　　原野的“狡黠”表现在，无论写悲欢，都是轻松的调子，都是诙谐幽默的风格。写欢乐，用滑稽，甚至是荒唐的方式，但荒唐之下有对良风美俗的追求。《婚礼记》中，我被扔在了西伯利亚的森林里，在寻找村庄的过程中遭遇了一场婚礼，而且戏剧性地做了新郎，享受着布利亚特草原人民的淳朴和欢乐。小说有着轻妙的笔致，每个文字都含着笑声，戏谑地描述着比我们想象更神奇的生活。原野写悲思，“极力冷心肠”，用含泪的微笑表现痛苦。《雨下在夏至的土地上》讲述寻找一个失踪警察的故事。在这过程中，巧妙地展现了噩梦般的现实——贫穷、疾病、下岗、强制拆迁、官商勾结、司法腐败，警察张八风就是在这种物质至上的“时代大力”挤压下，逼仄而憋屈地活着。尽管如此，他仍葆有一个人该有的正直、朴素和人情美，在鸟不拉屎的韭花台，尽职尽责地为人民服务。最终，他因缺乏心机，曝尸荒野。寻找张八风，就是寻找夏至的雨，那种厚泽万物、为生民立命的上善之雨。在这里，原野悲悯的爱心，或说淳朴的好心肠上升为审美的要求，照亮了他的写作。“神圣伟大的悲哀不一定有一摊血一把眼泪，一个聪明的作家写人类痛苦是用微笑来表现的”，原野的“狡黠”含着悲悯。

　　原野的“狡黠”还体现在，结构小说时有故事，更有意蕴。送桶装水的人力车夫，像骆驼祥子一样出力干活，但因为有了《匈牙利舞曲》，他安然、闲适、满足，人就是可以这么活着。爱听二人转的狗，在他乡想念中国；甘丹寺的燕子，会点燃酥油灯；人与自然生灵以善心相待，在温情中守望。当然，原野为市井画像时，也不忘记让他们在泥潭般的生活中超拔一二。卖身的俄罗斯小伙子，在金钱面前诚实、清白；为“小姐”打工的王耳背诵艾略特的《荒原》……他们是荒地上生长着的丁香。

　　王鼎钧称原野的散文是“玉散文”，应该是取珠圆玉润之意。他的语言是“大珠小珠落玉盘”，个个顶用，但不炫目，他在有意地把光泽磨去，让文字更“璞”一些。他追求语言的清浅简练，“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追求文字的温润饱满。在经历了烘炉化雪的咀嚼消化后，原野熔铸出完全属于他自己的诙谐幽默之风，所以他的语言俏皮、机警、戏谑、辛辣、滑稽。开花镇的虎博，追怀大清的歌手，弹肖邦的放鹅少年图嘎，虎其吐老人，他们都带着族群的印记，在他的文字中顽皮、生动、晶莹剔透地站立。仁、义、廉、耻、信、真、善、美，在土地上，在人们脸上、心上，像星星一样散落着。原野用自己的书写，像萤火虫一簇簇点燃，一点点照亮人心。

　　原野的故事中一旦有了族群的痕迹，就有了少年人对于万物和众生没有拣择的爱惜，处处透着一种不管不顾的明媚春日的气息，文字刹那间会光亮和温润起来。《哈撒尔银碗》《花朵开的花》《爷爷的名字》等篇章，带着东部蒙古说书人的叙事艺术，插科打诨、调侃戏谑，颇具喜剧色彩。相对而言，对社会人生百态的调侃像是中年人经历世故之后的冷眼与风趣，当然也有成熟的体谅和宽容。无论怎样，作者与他笔下的大多数人物之间保持着适当的疏离，这种疏离有时候也影响了小说的质地。比如《马来和海珍珍》和《一条名叫贝勒的狗》，故事依然引人入胜，情节依然出人意表，但故事的劲道足了，留白、余味、意境就杳如黄鹤了。短篇小说没有了回味，就没有了众镜相照的小中见大。原野说：“好的短篇小说呈现蚕茧式的工艺美或玉器的温润美。”这两个美的共同点应该是浑然天成。原野的语言有温润美，在结构上要有蚕茧式的工艺美，尚需抽丝剥茧的努力和全情的投入。《雨下在夏至的土地上》把情节藏在拉拉杂杂的散化的叙事里，让人耳目一新，但没有达到尼采所说的“结构的大溃蚀”，没有把它很好地藏起来，多读几次，就感到些许穿凿的痕迹。《灵钻》《“流氓”同志》等篇章的最后部分，作者以意料之外结尾，但不大符合情理，就显出了做作，显出了矫情。为了这个结尾，铺垫埋伏、费尽机关，损失了自然，就失去了浑然天成。

　　看过原野在书籍封面的两张照片，一张头向前倾，眼睛突出，草枯鹰眼疾，大眼睛犀利，似乎要洞穿一切。这份“洞穿”在文字里就是四两拨千斤的智慧，不动声色地腾挪跌宕，入乎其中，不觉有说教或讽刺之嫌。另一张是仰望的姿态，背景是蒙古文字。照片中的脸，棱角分明，面相正直。原野是神射手哈布图·哈撒尔的后代，“额尔古纳的河水和大英雄哈布图·哈撒尔的血液让我变成了一个能以善良之心观察世界的人，一个不忘记自己故乡和民族的人”。新年伊始，高举金杯，祝福原野之风浩荡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