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才的田遨(萧丁)

　　古人所说的知书达理，是很有道理的。从我的许多忘年交前辈来看，知识越多，文化越高，品德就越好。他们不会因位比人高，学比人富，年比人长，就傲慢待人，哪怕在寻常晚辈面前，也会是个谦谦君子，礼数周全。田遨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是我的入行老师。按理说，他要开展览会，打一个电话，或者寄一份通知就是。可是他却要派他的公子专程从遥远的桂平路，送请柬到舍下亲手交付与我。这是对人的尊重，我是很感动，也是很有感触的。这就是儒者之风。

　　接过请柬一看，见写着《田遨诗文手迹展》，上面还印着老人家在书房里写信的照片，我就很兴奋。田遨老师是九六老人，还那么清健，还手不辍笔。他常有诗文、对联赐我，这次并没有要回去参展，可见他光是自己家中保存的诗联书画手稿，就足以开一个展览会，其笔耕之勤奋，硕果之丰盛，可想而知了。

　　田遨名谢天趝，是我的入门之师。我于1958年10月进解放日报，第一天就跟田遨老师学做国际版编辑。他那时又编又写，国际小品、国际随笔、国际讽刺诗，都写得漂亮。虽然他名叫谢天趝，因为文章写出了名，报社的同人都不叫他老谢，而叫他田遨。在我进步的道路上，得到过许多人的帮助。在解放日报帮助过我的，就有魏克明、王维、丁树奇、夏其言、储大宏、金尚俭、邵以华、许寅、叶春华，田遨是最早、最直接的一个。我受他的影响很深。我喜欢读他的国际小品。受他的影响，我的写作也从是国际小品开始的。他学识丰富，又诲人不倦。我在复旦大学读书的时候，因为来自贫困的山区，涉世不深，自惭形秽，除了埋头读书，不大与人交往。可是一见田遨老师，就十分投缘。每天凌晨三点夜班下班之后，两人都留在办公室的西窗下，听他谈天说地，品诗论词，有时也能回应几句，师徒之间，如切如磋，因此也得到他的好感。那时他一人在上海，我们住在汉口路外滩同一间集体宿舍里。办公室谈不完，就一路走，一路谈，谈到宿舍。我初出茅庐，遇到这样有学问的老师，很是庆幸。于是就像海绵吸水，努力从他那里学点东西，充实自己。

　　可惜这样的日子不长。1960年他被调出报社，到美术电影制片厂当编剧。有句谚语说，只要是金子，不论放在哪里都能发光。田遨先生是个多才的文士。他做编辑像编辑，做编剧像编剧。离开新闻工作五十多年，他一直从事文化工作。他会写小说，写过《杨度外传》，在解放日报连载。他是上海诗词学会、上海楹联学会的顾问，书法又写得极好。真是：诗家、联家、小说家、书法家、剧作家，“家家”都有他。2008年，180万字的六卷本《田遨丛稿》问世。当他把丛稿的目录交我，要我作序的时候，我真惊奇得咋舌。180万字，都是一笔一画写出来的，而且都是后半生写的。不但需要精力的付出，需要知识的积累，更需要一颗永远燃烧不息的文心，才能成就这么宏大的业绩。九十多岁的人了，还有这六卷皇皇巨著，还有这洋洋大观的手迹展览，真如王勃说的，“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田遨先生调离解放日报，虽不能说阮藉途穷，却也有点像“屈贾谊于长沙，窜梁鸿于海曲”。好在他从此潜心文学，勤奋耕耘，少了一个编辑，多了一个名士，失之报坛，得之文坛，值得，值得。

　　我与田遨先生相识相知已经五十六年了。虽然时光已过了半个世纪，但跟他学艺的情景历历如在眼前。我的思绪从田遨想到了国际版，从国际版想到了解放日报的夜班编辑部。那时的编辑队伍真是整齐，像田遨这样多才的还有呢：陆炳麟、许寅、钱存源、骆兆添，都有着八斗之才。由此我想，别的文化工作可以是专才，但做编辑必须是多才和全才，对编辑的要求就是要比记者高。人事安排部门要有这种意识，编辑自己更要有这种意识。编辑一定要知自己之不足，一定要多读书，加强文化修养，使自己成为杂家。我的老师们都是好读之士。我经常看到田遨、陆炳麟他们下班之后总要从报社图书室捧一堆书回去。丁树奇则喜欢买书，都是一包一包地买。要不然，田遨怎么会有180万字的文丛，陆炳麟怎么会成为报界的编辑权威，丁树奇怎么会成为中华书局的总编呢？所以做编辑，一定要多读书，一定要先做杂家。杂家做好了，不论工作有什么变动，你只需再跨一步，便能成为新的工作岗位的专家，成为一个大家。田遨先生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