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化”学术写作一例——读顾农《与鲁迅有关》(陈学勇)

　　每得一本新书我总是先睹前言、后记为快，许多书友亦如此。顾农新著《与鲁迅有关》到手，它却没有后记，而前面的“小引”又很短，竟不足五十字。“小引”只说明书里所谈，与鲁迅“没有任何无关的东西”，可谓是书名语义的重复，等于连这个“引”也没有了。“小引”转述了一句鲁迅关于凡事“都和我有关”的话，那是鲁迅的话。顾农自己的，加上鲁迅说的，全文印在封面腰套，那么一小块，我的失望可以想知。莫非补我失望，顾农特意扉页上手书数语，倒比五十来字多出了一倍。抄如下：

　　此中诸文写得拖拖拉拉，前后在三十年以上，而皆不合于横行四海之西式规范，在当代英雄法眼中必属野狐外道无疑。幸而学勇道兄一向似乎亦在此道之中，故样书一到赶紧寄奉，以求其友声，并乞鼓吹，说明虽野狐亦复有禅，可以同参也。如此，则学界幸甚矣。

　　其中“西式规范”云，指我近日转阅给他的刘绪源文《“西式规范”之我见》(我与刘看法很是共鸣)，《文汇报》正讨论学术论文写作受这规范负面影响，针对不如人意的学位论文，有人指出大有学术写作“去中国化”问题。

　　顾农本业治古典文学，于两汉魏晋一段的建树蜚声学界，他的鲁迅研究恰以鲁迅与古代文化的关系见长，此书以此颇具学术特色(可惜书里未得充分显示)。《与鲁迅有关》谈了不少鲁迅研究中的问题，我不敢置喙。研究鲁迅，我年轻时即错过了学习他人成果时机，也由此失去探讨兴趣。在学校谋生，课堂上不得不讲讲鲁迅的。所讲止于常识而已，从来不敢撰写关于鲁迅的论文，“鲁研”是门不小的学问。单说提出新论之前，必须了解别人说过什么，这就得下几年功夫。因而我也从不鼓动硕士生做鲁迅的学位论文——等你弄清了学界成果，差不多逾过了论文答辩时限。

　　读《与鲁迅有关》，无力评骘书中的真知灼见，感兴趣的在于真知灼见的如何表达。正如顾农作为古代文学专家，他的表达充溢中国传统的治学内蕴，很“中国化”的。譬如《鲁迅的“硬译”与周作人的“真翻译”》一篇，谈的话题较大，内容也分多个层次。周氏兄弟都主张逐字逐句的译法，两人表述和实践程度则不尽相同，鲁迅愈加“硬”一点，“宁信而不顺”。他翻译法捷耶夫的《毁灭》，主人公莱奋生的称呼，不依中国习惯译“队长同志”，“硬”循俄文词序译作“同志队长”，读来好不别扭，不为读者喜闻乐见，当然也不为后来的翻译家效仿。然而，鲁迅不为读者、译者所知晓所理解的苦心乃是，他不只坚持原著翻译的真实，甚而意在藉此引进西方文法严密的长处以补中国文法不很严密。顾农文章摘引鲁迅致瞿秋白信：

　　这样的译本，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作文的秘诀，是在避去熟字，删掉虚字，就是好文章，讲话的时候，也时时要辞不达意，这就是话不够用，所以教员讲书，也必须借助于粉笔。……要医这病，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

　　顾农接着感慨：“原来他有这样深远的考虑，心事浩茫地为中国的未来着想。事实上，在20世纪30年代，欧化的句法已经大量进入现代汉语的文学语言，从外国‘拿来’、‘据为己有’的东西越来越多。到今天，情况就更加是如此，这一趋势方兴未艾，大踏步地向前。鲁迅的设想正在一步一步地成为现实。翻译在这一方面的贡献是必须承认的，对此大量的翻译工作者恐怕未必自觉，而鲁迅则不仅自觉，他简直是有预谋的。”鲁迅的话已经很明白了，无需多作分析阐释，无需再演绎论证，顾农的感慨，虽三言两语，但鲁迅的自觉，远见，意义，均说到了位。十年以前周作人已说过与鲁迅大体相同的意见，顾农在文章中引述并评点，仍旧要言不烦：“因此可见周氏兄弟在这个问题上的深谋远虑是一致的。由于这一思路过于超前，而且大大超出了翻译工作者一般的责任，对此能够深刻领会、自觉奋斗的人不算太多，可以说是必然的事情。”本来，超前、超出一般责任、曲高和寡且必然，每一点无不可引申、发挥，顾农且不，他相信读者可以了然。择取所论作家的言论、事例，简要引述，再予以精要评点，正是最为朴素的方法：摆事实，“点”道理。一“点”即透，即透即止，何必絮絮叨叨。低估读者学养、智商，絮叨若干废话，恰是当下学位论文常见的弊病。顾农此篇所用材料足够写一篇内容厚实的学术论文，他只以随笔出之，这是他坚持“中国化”的选择。“中国化”论文深入浅出，举重若轻，读来不如“西式规范”的吃力，然而丝毫不意味它写起来容易。倘根柢不深，缺乏学养和功力，只能是浅入浅出，举轻是轻。

　　当然，“西式规范”也是一种选择，顾农就写过数量可观的“西式规范”的论文，如他写过许多“中国化”的学术随笔。“中国化”抑或“西式规范”，因内容、因立意而定。无论中国化，西式化，必须有学问在内。近年“西式规范”往往“范”在架势，学术底子绵薄便罗列概念、好用新词；篇幅不足则肆意文字注水，批评者正有的放矢于此也。即如“中国化”的学术写作，哪里只限诗话、词话、札记，也还有《文心雕龙》那般皇皇巨著。微观与宏观，中国化与西式规范，彼此无可替代。有些论题，非详加综合、演绎、推论不可，非“西式规范”则难以解决。中与西，亦不相斥，唯相得益彰，学术才得共荣。

　　我与顾兄乃同窗，且每每所见不忤。“去中国化”的话题上尤为一致，不妨谓之同党，忍不住说了这些助威的话，亦人之常情吧。我是不反对“结党”的，只要不“营私”。文化繁荣，结党或是一要素。这要素，文雅的说法是“流派”，流派纷呈正是繁荣的标志。

　　最后提一提顾农此著的微瑕。既然书里所集文章写作时间跨度很长，最早有上世纪八十年代发表的，最好篇末注明写作年月，此一时彼一时。著者和编辑都疏忽了，这于读者准确地理解文章思想多少有点小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