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真理标准开始的一场文学对话(墨苑)

　　“我不知道真理是什么，但是我坚信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真理的问题。真理有没有我也不知道，但在局部的时间和空间里，我觉得所谓的真话，就接近于真理。”

　　从真理标准开始的一场文学对话

　　2015年的第一个工作日，毕飞宇就给了读者一个重磅“惊喜”。他带来了他与学者张莉的访谈对话录《牙齿是检验真理的第二标准》，还有9卷本的《毕飞宇文集》。这是毕飞宇第一次如此集中、立体地给读者呈现自己的作品，“无论如何，一个写作的人写到50多岁，人民文学出版社愿意在这个阶段帮我做一个小结，我非常感谢。”毕飞宇说。

　　为什么“牙齿是检验真理的第二标准”？

　　《牙齿是检验真理的第二标准》是毕飞宇与张莉的对话录。为了这场对话，张莉专门去了南京。第一次谈话从上午10点持续到晚上8点多。谈话双方都兴致盎然，话题超越了原本拟定的提纲。还有两位专程从上海赶来旁听的编辑，一边听，一边反复推迟回上海的机票。

　　对话结束后，经过一年时间的整理，这本被描述为“关于作家本人生活及创作的口述史”的书，呈现在读者面前。在书的第一部分，毕飞宇给张莉讲了他成长的经历。打弹弓把别人家玻璃打碎，因为数学不好高考两次都没考中，去扬州师范大学读书，又去杂志社，后来到南京大学做特聘教授。

　　有人问毕飞宇：“这是你的成长史？”毕飞宇摇了摇头，他说去年出版的那本《苏北少年“堂吉诃德”》，已经讲了他成长的经历。这本书主要是梳理他小说家生涯的精神成长轨迹。

　　关于书名，毕飞宇给出了这样的解释。“这个话其实是有一个对象的，就是中国文化的含蓄性。它的表现就是，很多事情我们心里非常明白，但嘴上不愿意说出来。我不知道真理是什么，但是我坚信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真理的问题。真理有没有我也不知道，但在局部的时间和空间里，我觉得所谓的真话，就接近于真理。作为一个写作的人，我一直告诉自己，所谓真话，不说出来就等于撒谎；所谓真相，不说出来也等于撒谎。”

　　“所以我和张莉女士在聊天的时候，关于这个问题谈得特别多。最后我们达成一个共识，就是在这个特定的文化处境下，我们要勇敢地打开牙齿，让生动的舌头做它本来应该做的事情。所以我们找到了一句话，就是‘牙齿是检验真理的第二标准’。如果你内心的活动变成语言，跑到牙齿的外面来了，我们说它是接近真理的。如果它永远被上门牙和下门牙咬在里头，那我只能说是你的错误。这就是我的解释。”毕飞宇如是说。

　　张莉认为，对话中让她觉得最精彩的部分，是毕飞宇回顾他的阅读史。“他谈话时，会一个作家、一本书、一个小说、一个细节，最后到一个段落这么去讲，信息非常密集，见解很独到。比如说起《聊斋志异》，他会评价说：‘《促织》写得实在是太好了，这也许是我读过的最短的一个短篇，大概只有六七百字，可是，就是这六七百字，差不多就是一部大长篇，波涛汹涌，波澜壮阔’。”进而，毕飞宇还会说起小说中有一句：“夫妻向隅，茅舍无烟”，寥寥数字，把丧子的夫妻俩，一个人面对一个墙角，到了吃饭的光景，茅棚子上连炊烟都没有的凄凉景象，写得力透纸背。此外，毕飞宇还直言对他影响最大的现代作家是鲁迅，因为他的文章，“腰腹的力量特别大，它总能翻身”。

　　不仅如此，在这本书的后半部分，毕飞宇还谈了唐诗、《红楼梦》、《水浒传》，也说了张爱玲、周作人，甚至谈了欧美文学、俄罗斯文学、现代主义文学，包罗万象，展现出他几十年沉甸甸的阅读成果。文学评论家李敬泽说毕飞宇是“一个好吃的人终于做了厨子”。

　　这句评价，张莉深以为然，“爱读书的人最后做了小说家。他使我认识到，一位优秀的小说家必须是棋来有子，必须有大量的阅读积累。我认为他在这本书里所做的那些回顾，实际上是作为一个小说家扎过的那些马步。所以你会知道，这个小说家不是凭空而来，他有他的学养和自我完善。”

　　文集是一个阶段性总结？

　　毕飞宇在当代文学家中并不以高产著名，他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的所有小说，就静静地躺在9卷本的《毕飞宇文集》中。

　　文集可以说是展现了毕飞宇30多年来小说创作的全貌：《哺乳期的女人》收入1993年至1997年发表的短篇小说；《相爱的日子》收入1998年至2013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明天遥遥无期》收入1991年至1995年发表的中篇小说；《青衣》收入1996年至2000年的中篇小说；《玉米》收入2001年至2002年创作的《玉米》《玉秀》《玉秧》，1994年的长篇小说《上海往事》，1998年的长篇小说《那个夏季那个秋天》，2005年的长篇小说《平原》，2008年的长篇小说《推拿》。

　　这当然是对毕飞宇创作的一个总结和回顾。但仔细翻阅会发现，毕飞宇的整个创作过程，与当代文坛的发展和变化有着微妙的对应关系。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独树一帜的先锋文学、历史叙事，到后来的新现实主义回归，以及当下的城市题材的关注，捧读毕飞宇的作品，可以一并感受到近30年来当代文学的调整与转向。

　　不仅如此，回顾毕飞宇笔下的人物，李敬泽这样评价道：“他笔下的人物不论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是可爱的人物还是不可爱的人物，总是有那么一刻，这个人能够做到刀光剑影、光芒四射。哪怕是最卑微的、扔到人群中也辨认不出来的人，但是这个作家能够从人群中找到他，然后展现这个人身上那个令我们震惊的、光芒四射的时刻。”

　　作家与读者：“千万别瞒着蚊子睡觉”

　　谈起作家，就不能不提到读者。这二者的关系，微妙又紧密。

　　毕飞宇想起了他父亲曾说过的一句话。“我小时候住在农村，村里有很多蚊子。每天晚上睡觉前，我都轻手轻脚地上床，以为这样可以瞒过蚊子。直到有一天，我爸对我说：‘千万别瞒着蚊子睡觉’。这个比喻很精妙，你作品中的每一个心思、隐喻、细节，最终都将被读者发现。”

　　毕飞宇也是读者。夜深人静之时，他喜欢读十几页《红楼梦》，然后边读边替曹雪芹高兴。“他真幸运啊，怎么就遇见毕飞宇了。我这不是夸自己，而是说他的心思我明白。我也是写作的人，也许几十年后，时光无情地把我们踹到一个无底洞；但也有可能几十年后的一个深夜，有个读者，因为我们的字句流泪。每当这时候，你就会相信，文字间真的有灵魂存在。”

　　读者中也有一群“另类”，就是评论家。在毕飞宇看来，作家和评论家可以互相照亮对方。

　　“在我从小长大的村里，芝麻是很常见的东西。芝麻本身是不香的，但把它撒在地上晒一天，再用石碾子碾过，整个场地、巷口，就会洋溢着神奇的芬芳。我们每个人都像芝麻，需要一个有很好学养、很好发现力、很好阅读量的人，有耐性地通读你的作品，就像一个碾子碾轧而过。之后，你不仅能发现别人，也能发现自己。”

　　说到这，毕飞宇说自己必须要感谢李敬泽，因为他是自己的心灵按摩师。“我之前的小说《玉米》《玉秀》《玉秧》是三部曲。但《玉秧》写出来后，批评界就一直说不如前两部好。有一天在一个会议上，又有人批评，李敬泽就笑眯眯地跟对方说：‘你们还让不让人家活了。人家写《玉米》你们说好，写《玉秀》你们说好。写了《玉秧》，你们就说不如以前’。”

　　“那时我心里一下子很温暖，并不是说他帮《玉秧》做了辩解，而是他的话让我的心态有了改变。一个作家的作品写出来没有达到预期怎么了？谁规定每一部作品都要比以前的好？”毕飞宇笑了笑说，这件事对他整个写作生涯都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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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飞宇，作家，代表作品有《青衣》《平原》《推拿》等。2010年凭借《玉米》获英仕曼亚洲文学奖。2011年凭长篇小说《推拿》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在南京大学文学院设有毕飞宇文学工作室。(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