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历史化”写作的负面影响(泓峻)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特别强调，文艺要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这对我们当前文艺创作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

　　近几年来，在涉及当代文学的一些评论文章里，类似“去历史化”、“非历史化”这样的提法，已经成为描述中国文学近一二十年来发展变化的动向、阐释一些文学作品所表现的主题与思想内容、评价一些作家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时，经常被使用的语汇。

　　肯定文学“去历史化”倾向的批评家大多认为，20世纪的中国文学，曾经经历了一个“历史化”的过程。其具体表现是过分强调外在的经济因素、政治因素、重大的社会变革与历史事件对作家所创造的文学世界的影响；在叙事的过程中，作家往往把历史理解为一个具有总体性的观念，为它设定一个既定的本质、目的、规律，并试图把那些具有偶然性的日常生活事件，以及复杂的人性，都纳入到以社会进步、民族解放、阶级斗争、现代化建设为依托的“大叙事”之中。在有些评论家看来，那些被“历史化”写作模式所支配的文学作品中，本应该是生动、具体的人物形象，往往成为启蒙、革命等历史大叙事操纵的牵线木偶，其作为人的主体性、个人经验的独特性以及个体生命的丰富性，都难以得到体现。因此，这样的作品，难免要给人以概念化、简单化的印象。而导致文学叙事“历史化”的理论基础，则被认为是几代作家所信奉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观，进化论历史观，以及建立在“典型论”之上的现实主义文学观。评论家们指出，这种“历史化”的叙事模式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几部“红色经典”中得以成熟的，之后对中国当代作家的写作有着极强的规训作用，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兴起的过程中，仍然发挥了其巨大的影响力。

　　而中国文学“去历史化”的努力，被认为正是为走出“历史化”叙事模式的巨大阴影而产生的。按照有些学者的叙述，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寻根文学”中，开始隐约出现了走出文学“历史化”写作模式的趋向。这种趋向在后来的“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新历史”小说中进一步得到明确，最终发展成为近20年来中国文学带有方向性的选择。从写作策略上讲，作为对“历史化”写作的规避、超越，“去历史化”或者表现为作家在写作中以重写历史的方式对官方固有的历史叙述进行解构，或者表现为作家以主观化的视角对外在的历史进行重构；在有些作家那里，“去历史化”可能意味着以个人化、性别化、家族化、地域化的“小历史”视角消解民族、国家、启蒙、革命等“大历史”，对有些作家而言，“去历史化”甚至可能是用突显叙事话语自身逻辑的方式，让历史在文学叙事中完全处在缺席的状态。

　　二

　　对于当代文学而言，“去历史化”的写作趋向，不用评论家的提倡，就已经颇具规模与影响力。在这种情况下，文学评论界似乎更应当从批判的角度，冷静地分析一下“去历史化”现象产生的真正原因，认真思考一下各种各样的“去历史化”写作倾向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并对它们保持一定的警惕。

　　我们发现，在这方面，一些优秀的作家比批评家反倒具有更加敏锐的判断力，更能够保持清醒。因而，当批评家们顺着类似于“去历史化”这样的思路对一些作家的作品进行评价时，并不一定能够得到作家本人的认同。比如，一方面，批评家们热衷于谈论王安忆20世纪90年代以后创作的世俗化转向，认为王安忆让自己的作品进入上海的弄堂深处，表现小市民的琐碎生活这一写作姿态，是对此前带有明显启蒙立场的写作姿态的超越。但是，作家本人却声称：“将人物置于一个条件狭隘的特殊环境里，逼使其表现出与众不同的个别的行为，以一点而来看全部”并非“创作的大道”，并怀疑它“会突出与夸大了偶然性的事物，而取消了必然性”，“容易使人纠缠于细枝末节、潜心构思的精致与巧妙”，“忽略了大的悲恸与大的欢乐的情节”。

　　实际上，对于优秀的作家而言，强烈的历史意识，以及从整体上把握历史的能力，是必不可少的。一部文学作品的深刻与厚重，大多与此相关。因此，与评论家们一厢情愿地热衷于指认一些优秀作家作品的“去历史化”倾向形成强烈反差的是，许多优秀作家更愿意强调他们的作品与现实人生、现实社会的关联，更愿意谈论他们的作品触及历史的深度与广度。在他们那里，“去历史化”或者“非历史话”这样的说法，很难作为一种正面的文学价值被接受。

　　三

　　把近一二十年来一些优秀作家与优秀作品的成功，归咎于“去历史化”操作的成功，可能真是一种误会。而把文学创作中“去历史化”倾向产生的原因，主要归结为对过去形成的僵化的文学叙述模式的不满，以及由此而进行的文学探索，也是相当片面的。促使中国当代文学最终形成“去历史化”写作倾向的力量，很可能主要来自于文学之外，具体地讲，一是受到了思想文化层面上的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一是受到了社会层面上的文学艺术商业化风气的影响。

　　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上世纪80年代进入中国后，对中国文学的确曾经产生过一些有益的启发，但其负面的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去历史化”写作作为后现代文化观念影响的产物，也应当作如是观。

　　在谈论中国文学的“去历史化”写作倾向时，有一个现象是应该引起关注的，那就是这种写作倾向，与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转型、社会的商业化大潮，是同步出现的。大众文化的兴起，是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向文化艺术领域扩张的直接结果。而“去历史化”，正是一些文学作者向大众文化靠拢时采取的最主要的策略之一。

　　在实现商业利益方面，娱乐化的文化产品，有时远比那些严肃思考社会人生的作品更具有潜力。大量戏说历史的文艺作品的出现，以及一些文艺作品中将严肃的历史变成时尚的文化消费符号的做法，其实都与商业文化对大众娱乐性的追求有关。除此之外，暴力、色情、乱伦、偷窥、阴谋、仇杀等极端叙事，也都是商业文化借以招徕大众的主要手段。许多文学作品不顾人物性格的完整与统一，不顾生活自身的逻辑，不顾历史背景，想方设法在作品中加入这些元素，正是出于商业的考虑。“去历史化”写作倾向之所以在通俗文学、网络文学、影视作品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就是因为这些领域具有比严肃文学更浓重的商业化色彩。

　　而在上世纪90年代兴起的“新写实”小说、“新历史”小说、“底层写作”这些相对严肃的文学创作中，对历史的游戏化态度，以及任意编造极端化叙事的现象，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这种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的重合并非偶然，它表明一些所谓的“严肃文学”作家，也在对读者的阅读趣味加以迁就，而其背后，同样有着商业利益的考虑。在这种情况下，严肃对待历史的态度，清醒的历史理性，从宏观上把握历史的角度，对于“严肃文学”创作而言，恐怕主要是一种保证其不被商业化原则过度侵蚀的积极力量，而不是一种限制作家思想的深度与作品所能达到的艺术高度的消极力量。

　　四

　　而从创作主体的角度讲，大量“非历史化”作品的出现，实际上也与一些作家，尤其是年轻一代作家历史意识的淡漠、历史经验的匮乏、从宏观上思考与把握历史能力的欠缺有关。

　　谈到“80后”的文学创作，人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是有些青涩的校园文学与青春写作，以及玄幻、穿越、后宫等类型的小说。这些作品要么从琐碎的日常生活中截取一些片段，并将它放大成现实本身，生活本身，总让人感到单薄，缺乏精品艺术应有的力度；要么充满夸张怪异的情节，靠荒诞与惊悚制造阅读的快感，终归不入艺术的正道。尤其是从这些作品中，你很难感受到一种确定的现实存在，更无法体会到历史的厚重感，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这代作家艺术提升的空间。

　　其实，每一代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青春写作，但是，与作为他们父辈的“50后”、“60后”作家相比，“70后”、“80后”写作有时表现出“去历史化”的某些特征，很可能不仅仅是文学观念的问题，而与他们的成长背景、与他们接受的文学教育，以及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历史观念与把握历史的能力有关。

　　莫言在谈到对一位“80后”作家作品的阅读体验时，曾这样讲：“在故事的框架上，我们可以看到西方艺术电影、港台言情小说、世界经典童话等的影响。在小说形象和场景上，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动漫的清峻脱俗，简约纯粹。” 这段讲得十分厚道的话，实际上透露出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这一代作家不是像他们的前辈一样，读着托尔斯泰、狄更斯，读着《红旗谱》《创业史》成长起来的，甚至也不是读着卡夫卡、海明威、《平凡的世界》《红高粱》成长起来的，许多人实际上是看着美国大片、日本动漫，看着《还珠格格》《大话西游》走进文学的。在他们长大之后，遭遇的又是一个微信、微博、大数据的时代，信息的大量增殖，阻断了当下与历史之间的关联。因此，让这一代人越过当下，进入真实历史的情境之中，已经显得十分困难。深厚的历史感与自觉的历史理性，对他们而言就更加欠缺。这既是这一代人不得不去从事“去历史化”、“非历史化”写作的原因，同时也是“去历史化”、“非历史化”的文化环境、艺术环境造成的结果。

　　可见，文学的“去历史化”写作，其对文学的伤害，对一代人精神成长的负面影响，是值得引起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