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化、多元化的叙事策略(老九)

——读李迎兵长篇小说《狼密码》

　　新世纪以来，小说的主流意识，似乎成为创作的一大热点。小说题材和叙述的宏大性，也带动了文学类图书的销售。李迎兵的长篇小说《狼密码》，从出版到上市都是属于慢热型。《狼密码》所表现的叙事策略，也有别于同类题材的宏大性。这种叙事策略主要体现在对小说主人公刘渊的塑造上，即在“人民创造历史”的思想框架下，其叙述与主流意识形态所肯定的“人民话语”相暗合，并达到与小说不同人物命运的殊途同归和宏大主题的默契。

　　《狼密码》取材于1700多年前，匈奴贵族刘渊离开西晋都城返回左国城起兵造反的历史故事。小说一开篇就是千年狼谷刘渊打狼，给了读者很大的想象空间，进而在随后成为一种叙事的策略。

　　这种策略性表现在：一方面，“历史枭雄”刘渊的人物塑造可以在更高层面与主流意识相勾连，作为历史的创造者，他被赋予了一种道义的正当性与历史的使命感；而在另一方面，小说中关注普通人物的命运，比如小沅姐妹俩出逃的沿途经历，刘渊老师崔游之死等等，无不在关注芸芸众生中贴近“大众”的话语。这种叙述策略，使得“纯文学”小说文本与“大众话语”的阅读文本有了共生的可能，二者在这里调和之后，就具有了极大的弹性，从而赢得了某种叙述的先机，甚而增强了小说阅读的快感。

　　在传统小说的文本叙事中，最为常见的是“正邪对立”的叙事框架，并进一步将其转化为鲜明的二元对立模式。李迎兵显然不满足于这样，他要创新、整合、打破，从而确立自己的叙述取向，甚至风格。《狼密码》中的人物关系包括晋武帝司马炎、晋惠帝司马衷，以及八王之乱的相关人物，他们与刘渊之间的关系；刘渊与石勒等部将，刘渊与子女，刘渊与呼延玉、单氏、小沅等人的关系。这些人物关系，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而是复杂化、生活化、多元化的描写。

　　众所周知，创造一个独具个性的小说人物难度很高。更难的是，在读者对“历史枭雄”有据可查的认识下，作家再去添加人物个性化的艺术元素。而李迎兵笔下的刘渊，就是让读者体会到了这种不可能的可能性。首先，作家避开刘渊励精图治大展才略的诸多宏大抒写，而是关注其内心柔弱的另一面，比如他和自己的部将、和身边的女人、和子女的关系等等。在儿女情长中，最能体现刘渊的性格。就连刘渊最后的死，醉倒在御驾马车里，也很有意味。《狼密码》的引子部分，颇有好莱坞大片的悬念感，写了三个人：小沅——刘渊的嫔妃，刘和——刘渊的长子，刘聪——刘渊的四子。开头的虐杀俘虏，小沅冷眼旁观，大胆的刘聪给胆小的刘和做杀人示范，都昭示了他们未来不同的命运。当然，这种抒写，也似乎是刘渊性格复杂性的具体化、个性化。如此说来，人性和狼性交替——狼性发作，刀下神鬼不留；人性肇始，天性柔弱爱美。人物的性格矛盾与内在的精神斗争，恰恰昭示了时代产生的多元化人物，也为那个时代的悲剧大结局埋下了技巧性的伏笔。

　　显而易见，传统小说对于主流话语合理性论证是有其特定规律可循的。一个人生在乱世，还是生在太平盛世，都是无法选择的。而对于有心人，总会在命运的不幸中，去迎接命运的召唤，甚至与命运进行抗争。刘渊显贵而尊崇的地位，贵族的生活习性以及思维方式，造就了他高高在上的精神气质。乱世中要担当一个王者的角色与责任，刘渊要做的便是，在屯兵蓄势中等待机会——一支兵强马壮、训练有素的队伍，一个宫廷倾轧、八王涣散的时局以及一根刻意制造的引线。当然，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一颗想要改变世界的雄心。刘渊处于众多的人物关系场中，他巧妙地应对和把握，相关人物的个性反过来又影响了他的性格。比如呼延玉这个人物的包容和忍让，使得刘渊在外面打拼时不至于后院起火。再比如臭椿和刘渊父子比试打水漂的技艺、狼谷中众人舞枪弄棒狩猎等场景，都有明显的个人主观情绪渗透其中，这是支撑小说的不可缺少的元素。

　　叙写历史小说的难度还在于，在众多的历史资料下，将人物性格水乳交融地交付历史，交付那个刀光剑影的年代。李迎兵有自己的历史观，他的历史观不是“克罗齐”式的，他要独辟蹊径。于是，他将线性叙述的现实主义和扑克牌式结构的现代主义相结合，试图寻找形式和内容的契合点；将人物命运和故事演化进行了跳跃式抒写，试图体现自省自知的理性态度；将诸多乡俗、文化、个人生存体验融入历史，从历史的角度去赋予人物性格多元化，赋予它们存在的价值与更为广博的审美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