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家应有历史责任感(张炯)

　　肖向东教授的《世纪穿行》是一部经过多年潜心研究的著作，也是一部具有历史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内容厚重、卓有个人精到见解的著作。它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从贯通中西的宽阔学术视野，以人性、人道主义为研究重心，对我国新文学、特别是中国当代文学60年思想主流的发展，做纵深探讨，回顾了文学发展的历史得失，对人性、人道主义思潮的文学表现及其理论源流作出细致梳理和具有深度的历史总结。全书引证丰富，立论成理，语言流畅且时露文采，史论结合，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肖向东的著作对我国当代文学的许多现象，如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为工农兵、为政治服务的文学、包括文化大革命中的文学；新时期以来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性文化小说、新写实小说、女性小说、底层文学等，都有所剀切评述，对其产生的历史背景、文化土壤、外来影响、艺术特色和贡献等都有比较全面的分析和评价。当代不同时期所产生的文学代表作，都进入作者引述和剖析的视野，读者几乎可以把它作为视角特殊的当代中国文学史来读。这都属全书的优点。作者写的虽然主要是小说，但读者从中不仅能够比较深入地了解我国当代文学跨世纪穿行所出现的各种创作潮流及其成因，而且对人性、人道主义问题在文学创作表现中的重要性有更深刻的理论认识和思考。这该是这本书的突出特色。

　　人性、人道主义问题是学术界众论纷纭的问题，也是我国文学界曾有过多次争论的问题。它对于文学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因为，人是文学所描写的中心。人的性格和行为，人的思想和情感，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向来是文学描写的基本内容。人是什么？人性是什么？人与人应该如何对待？这都是古今许多哲人、许多作家所长久思考的问题。肖向东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将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论归纳为五个“性”，即实践性、社会性、自然性、精神性、历史性。应当说都是符合经典作家的原意的。以此去分析我国当代文学各种创作潮流在这方面表现的得失，也是十分有意义的。我想补充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个重要的观点，即认为人性是历史地形成也是历史地发展的。他说，“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本性。”他认为，“人并不是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他还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的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可见，在马克思那里，人的个性与共性是现实地统一的。我觉得这一点对于理解人性非常重要。它说明马克思不认为存在什么抽象的永恒不变的人性。试想远古时代人还吃人，奴隶社会的奴隶主不但奴役俘虏，还随便杀害俘虏，将人当牛马那样，这与现代的人性相比，不啻有霄壤之别。人虽然不是没有共性，动物性——所谓“食、色，性也”就是共性。但人的个性实际上是集各种烙印的复杂的结构，在今天的每个人身上都既有自然性，也有社会性，社会性中又有民族性、阶级性、阶层性、家族性、党派性等等不同层次的共性的烙印，自然也有社会的人所可能和必然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所产生的烙印。人是社会的动物，是离开社会就难以生存的动物。印度发现的狼孩，虽然是人，却没有人性，只有狼性。就因为他脱离人类社会而生活在狼群之中。可见，人性中社会性是最本质的，人的“食、色”所以区别于狼，正与人活于人类社会中分不开。人的实践性和历史性都从属于社会性，因为人的历史是社会人的历史，人的实践也是带有社会性的实践。人作为有意识的动物，人性表现于精神也很自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性论与历史唯心主义的人性论的最本质的区别就在后者认为存在先验的不变的抽象人性，而马克思主义则认为人性总是具体的历史地形成和发展的，人性受一切社会关系的制约。

　　文学艺术作为人类所创造的社会审美意识形态，它既具现实性，也具理想性。它既要表现人，也会改造人，使人性、使人的精神世界更加崇高和优化。人类从野蛮时代进到文明时代，文学的功劳不可没。文学表现现实的人性并对人、对社会的弱势群体采取人道主义的态度，一直成为文学史上优秀作品的重要传统。所谓“文学是人学”，当然与关于人的人类学、社会学、生理学、心理学和人体解剖学等有区别。文学是从审美的视角去把握人、描写人的。文学的审美性基于真、善、美的统一。其中自然包括人性的真实和对人抱有人道主义的善的向往。文学描写的总是具体的人，所表现的人性也是具体的人性。人性既是在历史实践中发展的，具有社会多层次多侧面的烙印，对人性的复杂而丰富的结构描写，应该为卓越的作家所追求。在文学作品中要非常全面地表现人性的多层面多侧面的结构，往往很难做到。因时代的认识水平和作家的创作动机、创作方法以及文学题材选择的不同，历史上的文学作品对人的描写便往往都难于全面，而有所侧重，也有所遮蔽。我以为，即使人性、人道主义在文学批评中是很重要的标准，却难以概括文学的全部价值，也难以作为评价文学作品的惟一标准。恐怕在中外文学的评价上，我们都应作如是观。否则，我们就无法肯定莫里哀的《悭吝人》所写的吝啬鬼和果戈理的《钦差大臣》所写的大骗子，也无法肯定《三国演义》和《西游记》，因为它们对人性的描写都有偏至，都有突出某一面而遮蔽了、舍弃了其他面。在文学的思想性中，人道主义占有很高的位置，但爱国主义、英雄主义、舍己为人和舍身为国的自我牺牲精神也占有崇高的位置。在它们面前，个人主义的人道主义和惟利是图、只图享乐的欲望主义，却往往显得卑琐、乃至于卑鄙！

　　因而，如果读者以人性、人道主义作为文学评价的惟一视角和标准，则恐怕会导致文学评价的某种简单化的弊病。比如我们说上世纪50年代的文学注重为政治服务、突出了描写人的政治性、阶级性，不合于人性、人道主义的观念，所以不好，应引以为训。那么90年代的系列女性主义小说突出描写性心理、性行为而不同程度地遮蔽了人的种种社会性，又怎么能说是全面地表现了人性呢？！我注意到《世纪穿行》一书虽然以人性、人道主义为考察重心，还不完全以它为评价文学价值的惟一视角和标准。如它指出20世纪50年代文学尽管存在过于强调政治性、阶级性而忽视人性其他方面的表现，却没有完全否定那时文学的“红色经典”，认为它们“大多以作家个人的亲身经历或革命经验为基础，从个体体验和艺术打造双重视角力求反映革命历史的不同侧面，并期望在表现历史的深度、生活的广度、艺术的高度上有所建树。客观而论，就文学题材的开拓、人物描写的新颖、历史本体的阐释、红色文本的创造、民族民间文化的转化、文学传统的继承以及语言风格的大众化等方面，以革命历史书写为主体的红色文学的写作，为拓展当代中国文学的表现领域开辟了新的路径。20世纪50年代之后，这一具有特殊历史内涵的题材的书写不仅逐渐为广大读者所接受，进而引起强烈关注，而且在不同的时段连续推出了一系列思想与艺术颇具特色，堪称优秀之作的作品，以致联袂形成了当代中国文学的一种特殊的创作思潮，许多作品在十七年以及其后长时间的传播过程中，被不断演绎、扩充、改编、复制、重构，被一步步打造成不同文本形式的‘红色经典’。”在赞赏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描写男女性爱的文学作品于人性表现的突破成就时，也仍然指出它同时存在的欠缺和问题。如书中说：“从90年代女性主义写作在‘性描写’上的表现来说，在两性问题的文学描述上最出位也走得最远的，正是女性作家而非男性作者。渲染、挑逗与诱惑成为有些女性作家所谓文学的手段和目的，这些出位和离文学之美甚远的表现，应该说不是真正意义的女性文学所主张的。”

　　文学的思想性和认识作用相当广阔，有提倡人道主义的，也有提倡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英雄主义的，还有表现道德伦理和宗教信仰的，更有表现劫富济贫的阶级意识和侠客思想的，以及赞美自然风光、山水田园的，等等。我以为，公平而论，应是各有各的价值。我国《诗经》中就既有表现男女爱情的《关鸠》、也有表现征夫的《东山》，更有反对压迫和剥削的《黄鸟》和《硕鼠》，还有歌颂周族祖先的《生民》与《公刘》。它们在文学史上各有自己的价值是显然的，并非一把尺子就可以量尽。

　　我欣赏肖向东的这本书，是觉得他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治学精神，他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分析自己所占有的丰富资料，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去做具体的考察的治学态度，都值得我学习。这自然不是说他书中的所有观点，我都赞成。因为书中涉及各种创作潮流的作品非常多，细说起来不是一篇短文所能做到。学者之间有不同的评论观点，应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