圭亚那小说《消散》的三重意蕴(阎庆生)

《消散》 ［圭亚那］戴维·达比丁 著 胡宗锋 译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出版

　　圭亚那小说《消散》是国内出版的第一部圭亚那作家的作品，也是国内出版的第一部由外国驻华大使创作的长篇小说。细读此书，你会觉得以上两个外在特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小说本身所显示的多重意蕴和艺术魅力。应该说，这是一部闪耀着政论色彩、意蕴丰厚的文化心理小说。

　　故事把读者的视线推向20世纪中后期英国肯特州沿海的一个小村庄。主人公“我”是一位非洲裔的圭亚那年轻工程师，应英国老师冯维克教授之邀，来此间负责一项海防工程的技术工作，在独居的卢瑟福太太家里借宿搭伙。工程修建仅仅是小说故事的背景，而指向人心深处的对话则是作者展开故事的主要方式。几个月的工期结束了，“我”在“向导”卢瑟福太太的启迪和与几个苦工心灵撞击的条件下，思想感情发生了由科学主义到人文主义的变化——这胶结着小说的主要思想内容。

　　首先，小说对人性和人的灵魂作了深层次的“探险”。最初，“我”发现卢瑟福太太很厚道，也很实在，但很难与之沟通，她的心灵深处似乎埋藏着难以平复的隐痛与忧患。对话久了，“我”才知道了她的丈夫杰克去非洲是为了性，与她在文化观念上距离过大，并且限制她的自由，后来抛弃了她。虽然他们俩从非洲收藏了一些面具，但她较杰克更深刻地懂得这些面具所承载的残酷的殖民历史。在她的心目中，“每一副面具都会唤起过去的不愉快，仿佛其魔力超越了时空和其自身已故的文化。”这些面具不仅是“以前权势的鬼魅”，而且是杰克蹂躏她、抛弃她的一个悲哀的象征。

　　其次，小说激扬了后殖民主义的文化情怀。圭亚那曾是英属殖民地，国家独立不久后“我”接受了英国的文化教育和科技熏陶。是英国教育和大海把“我”造就成一名工程师，“我”的偶像和护身符是“推土机和铆钉”；“我”的大脑里没有空间容纳对前辈的惨痛回忆。在接触周围一些人如工人斯瓦米后，“我”开始怀疑自己拥有的是白人思想和白人科学的陷阱，而对其他一无所知。卢瑟福太太在非洲多年，目睹了殖民霸权统治的残酷与恶果。“我”与老太太的对话，实质上是后者对前者的启蒙。老太太屡次给“我”讲述面具后面的故事，使“我”进入了无声的历史。老太太提醒说，“非洲人的生活是多么令人震惊”；“我们把你变得比白还白，把你对我们的所有恐惧和憎恨都掩藏了起来”；“现在最好的英国史都是黑人学者写的”。她所鞭挞的是构建在西方殖民文化霸权之上的、对于殖民地的话语暴力；她所要解构的，是西方殖民文化观念使殖民地民族产生的一种被强制的文化认同感。在这位富于人性深度、见识卓异的老人的启导下，“我”若有所悟，看到了英国那眼花缭乱的光环下的本来面目。

　　复次，小说氤氲着对现代人生存困境的忧患意识。小说反映了殖民地民族的人们在民族独立之后，还在不同程度上处于殖民思想的阴影笼罩之下，在思想上具有混杂性。加上科学主义的膨胀，物欲的横流，以及政府官员的腐败，媒体报道经常失实，人们的生存困境很难扭转。小说中关于柯蒂斯个人主持修建海防工程所受到的诸多挫折和磨难，就是一个有力的表征。不言而喻，在此境况下，主体的文化身份的确证是十分重要的。小说中的“我”所走的正是这样一条曲折的道路。应该说卢瑟福太太是“我”精神上的导师。在这两个人物身上，都有作者的影子。老太太是成熟的“我”，是作者的人格理想的化身；“我”则是原初的不懂历史和人间世情、处于精神成长途中的自己。

　　以上三点，是互相渗透、交相为用的。作者多彩的生花妙笔所弹奏的复调，扣人心弦，把作品的主题衬托得富于内在的冲击力，令人不禁掩卷沉思。至于小说对复调所又生成的互文性手法的娴熟运用，可谓满纸生辉，令人击节叹赏——这一点，对于当代中国小说家无疑具有借鉴价值。

　　(作者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