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汉子何西来(柳鸣九)

　　何西来走了，中国少了一个学养厚实、见识卓越、影响深远广泛的批评家，在国内各种学术文化活动中，再也见不到他那高大雄健的身影，再也听不见他那洪钟般的声音，在社科院宿舍区的庭院中，再也不能与他迎面相逢……所有这些，朋友们的若有所失感将是锐锐的、沉沉的。

　　他，一典型的关中壮汉，人高马大，虎背熊腰，走起路来，虎虎生威，讲起话来，嗓音洪亮，其形貌、其精气神，活像一尊威武雄壮的秦兵马俑复活，他一直给人这样一个印象：他与老迈无缘。偏偏是他，不到一年前，就隐约传出身患癌症的消息，但每次遇见他时，但见他，若无其事，满不在乎，仍骑着自行车在社科院的宿舍区驰骋出入，使人觉得病魔肯定是奈何不了他。不久前偶遇时，听他说仍坚持每天步行一两公里，他正准备写一组素描当前名家名士的文章，因为正好与一家大报有稿约作为开头，柳某竟荣幸地被他列为首选对象之一，而后，他还有一项大计划，要写一部《杜甫传》……直到他去世前的一两个星期，我仍在宿舍区大门口见他骑着自行车，采购蔬菜食物回来，怎么也没有想到十来天后，他竟离开了这个世界。

　　何西来最后的时日里，人的精神超越于死亡之上，人的精神力量是傲然的强者。

　　我与何西来基本上是同一辈人，我只长他四岁，我与他不同校，不同学科专业，不同供职单位，但很早就互相认知，用西来的话来说，“已有半个世纪之久的渊源”。这其实是一种美意的夸张之词，实际情况是，他于六十年代初，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文艺理论研究班，这个曾以“马文兵”的笔名叱咤文坛、赫赫有名的科班，名义上是由中国人民大学与当时的文学研究所合办，文学所派了著名美学家蔡仪坐镇。我当时在文学所，是蔡仪领导下文学理论研究室的一名年轻研究人员，室主任蔡仪移师进驻有名的北京铁狮子胡同一号文研班的所在地，室内好几个青年研究人员，如于海洋、李传龙、杨汉池与我也簇拥而至“铁一号”，担任文研班的助教职务。其实，我们这几个“助教”只是象征性的摆设，并未起什么作用，也没有跟文研班打成一片、融为一体，倒是由此对文研班的人员情况多有了一些了解。年青的助教们私下对年青的学生评头论足，掂斤掂两是常事，也是乐事。我们之中，于海洋年龄较长，阅人较多，并卓有见识，与文研班的接触也较多较早，数他最有发言权。我就听他说过，文研班的才俊中，“要数小何潜力最大”，具体来说：他博闻强记，中外兼收并蓄，对经典名著名篇背诵如流，而且文思敏捷，将来必成大器，云云，于海洋已英年早逝多年，但他对“小何”的评价果然被何西来以后自己的作为所证实。

　　在文研班，充当了好一阵子“摆设”之后，我们几个青年“助教”就搬出了“铁狮子胡同一号”，虽然在“任期”中与文研班的学员并无多少业务关系，但我却有一个意外的收获，那就是一别多年之后与何西来碰面时，他就称呼我为“柳教授”，既是明显的尊称，但称呼起来又带有一种善意调侃的语调，我很欣赏他在人际交往中这种教养与谐趣的结合，更欣赏他一经出口、多年不改的大度与雅量，不像有的人那样，即使他曾因有求于人、受惠于人而对对方有应该的尊重，一旦自己稍有得意，羽翼稍丰，便赶紧调低尊重度，迅速改变称呼，“阿三阿四”地呼了起来……既缺少教养也颇为势利。

　　是的，一别多年，在文研班结业后，我就再没碰见过他，他在文学所发展，我在外文所供职，像两股道上的车，“文化大革命”中更没有“串联”到一派。直到一九八六年我搬到劲松区的社科院宿舍，才与他邻楼而居，成了“街坊”。两幢宿舍楼之间，有一个近两百米的庭院，种了不少树木，郁郁葱葱，那是我每天绕圈慢跑与做操的场所，风雨无阻，而那个庭院，也是出入宿舍楼必经之地，所以，我经常会在这里不期而遇何西来，“低头不见，抬头见”。

　　多年来，我与何西来一直就保持着偶遇时停步下来就聊上几句的习惯，除了非常时期的激昂慷慨，我们的谈话既是“非寒暄式”的，但也是纯清谈性的，对世事均作壁上观，即使涉及时局社稷，也只流于一般感慨，如感慨人文精神滑落、人文学者已落为弱势人群、人微言轻，如果有什么共同的愿景的话，不外是时局稳定、社会和谐、政风清明、官场廉洁，如果说有什么担心害怕的话，那就是内耗恶斗、自己折腾，特别是怕社会动乱，我不止一次听他说过，“但愿社会稳定，如果发生动乱。最倒霉的就是我们弱势人群”，由此，社会和谐、国家安定、世事公平就成为我们愿景中的愿景。看得出来，从慷慨激昂到但求安定和谐，到知晓有的事不可行、行不通而断了念想，到淡泊超然，专心回归于自己一亩三分的桑麻小园地，这就是我自认为感觉到了的何西来这些年来的心路历程，回顾自己，又何尝不也是如此？这使我不由自主想起了前几年李泽厚与刘再复所对谈过的“告别”这个话题，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慷慨激昂的淡化与搁置，跟“告别”说是同趋温性平和的，两者的不约而同、殊途同归，正是中国人文知识阶层对当代中国前行的一种不显的默然奉献。

　　对从事理论批评这个行当的人，我个人特别敬重、特别赞赏的是两种品格，一是在理论上有识有胆，敢于发表自己不流凡俗的独特创见、更敢于坚持自己被人侧目、甚至被人敲打的学术观点。二是在学养上有所持与有所长，而不齿在学养上无所持、无所长、两手空空。在我看来，何西来正兼有这两方面难能可贵的特质。他不同于我们见得很多的那种只唱“向左向左”高调的理论家与只凭教条与棍棒压人的批评家，他既恪守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又实事求是、通情达理、尊重文艺本身的规律，致力科学评价，既尊奉意识形态的规范与原则，也赏识创作个性的千姿百态。他也不同于那种出口不凡、论事不着边际、表述云山雾罩、满篇都是十分费解的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术语的新潮批评家。他的文风明晓，史实清晰，事理辟透。我以为，他身上的这些长处正是优秀理论批评家所应具备的条件与特质。至于他在学养方面的所持与所长，也很值得赞赏，我不敢说他学富五车，贯通中西，但他在中国历史典籍与中国古典文学方面的学养是富足的、深厚的，当他要阐明论证一则道理时，随口就可以引述经典名著与古典诗词为例。我认为一个理论批评家如果没有某一专业学识为自己的立足点，他的高谈阔论是令人不放心的，这种理论批评家说到底，最多就是一个“空头理论家”，何西来脚踏专业学识的坚实之地，树立了自己与“空头理论家”完全不同的真正有学养的批评家的形象。

　　何西来不仅是理论批评家，也是写散文的高手，他的散文作品是比较典型的学者散文。于散文的本性而言，于学者固有的条件与素质而言，学者散文必成为文学创作领域中一种自然生态，一道蔚为大观的风景，一种藏量丰厚的库存。学者有自己的本业，写出来的东西自然有明显的学业内涵，有比较充沛的知性，以思想闪光为照明，对人有启迪灵智之效，总而言之，实不同于那种纯粹舞文弄墨，俗套应景之作，何西来的散文就有学者散文的优质。我有幸读过他若干散文代表作，开卷有益，启迪良多。他谈人格的文章，敢于讲人文智者的真话，言之有“勇气”。他的《秦皇陵漫兴》、《居庸关漫兴》、《小亭沧桑》是现代人情怀、历史风物，风土人文与旅游雅兴的完美组合，没有丰厚的学养与精辟的实感是写不出来的。

　　他还有一篇名为《愚人节的感伤》的散文，更是特别值得赞赏的妙作，写的是他所亲历的何其芳一件往事，一则值得流传后世的“诗话”：六十年代初，何其芳历经“十年浩劫”之后，身衰体弱，老态龙钟，但精神复苏，心情见好，一天向何西来等青年朋友出示了一首元人戏效玉谿生体诗《锦瑟》二首，使他们忙乎了一大阵子，遍查现存全部元人集子终未找到此诗的出处与踪迹，细加玩味，仿效李商隐的此二首诗，用典较多，含义朦胧，功力非凡，无人不叹为上乘之作，但乃悼亡诗抑或为自伤诗则因诗意隐晦，难以疏解论定，唯有其中不堪回首的凄清感伤思绪令人深有所感。究竟出自何人手笔？终于由何其芳本人揭晓，原来此诗是他的戏作，而出示此诗的日期则是4月1日愚人节，他跟青年朋友开了一个玩笑。结合到何其芳本人大半生难展诗才的遗憾与“文革”中的苦难，此诗倒不失为一首自伤诗。在这篇散文里，何其芳晚年令人叹息的境况、感人的悲剧色彩、老顽童的乐天性格、卓越的诗人才华均跃然纸上，不失为现当代文学中何其芳学中有价值的第一手材料。整篇散文写得层次井然、峰回路转，且文笔灵动活泼，情趣盎然，其中还不乏对李商隐《锦瑟》诗渊源等问题的精要见解，呈现出学识学养的光泽，而对恩师的深沉感情与对“愚人”自我的调侃，又增加了感人的力量。这样一篇文章，在我看来，实应为当代学者散文中一个极品。

　　多年来，在与何西来这样一个老熟人的庭院偶遇、驻步浅谈的友谊中，我是主要的受益者，这是因为我一直主动带有获益求知的意图与他交往的。这与我自身的局限性有关：虽然我要算作协的“资深会员”，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就正式入会，而且是第一次作代会的代表，但我与文学界关系一直相当疏远，而我的职业行当又要求我不能完全闭塞无知，正好何西来是文学界的达人、消息灵通人士，识途老马，是我最理想的咨询师与指点者。我从他那里采的风、拾的“牙慧”着实不少，而且不仅仅是听一听乐一乐而已，有的还给我的工作带来了明显的效益，如《本色文丛》第二辑的组稿约稿工作就是一例。我之主编《本色文丛》，完全是意外落到头上的一块“馅饼”，仅仅因为自己也写过一些散文随笔，为出版社主编过一套《世界散文八大家》，因而被出版社诚邀力约，委以《本色文丛》的重托。如果说第一辑以我自己这个学界的名士为组稿对象，我还能应付裕如的话，到了第二辑扩大到文学创作界，我就有些捉襟见肘了。在骑虎难下之际，幸得何西来的慨然相助，除了他自己提供一本自选集外，还介绍了文学界的两位名家邵燕祥、李国文加盟，此外还引荐了著名的明史专家同时也是散文高手王春瑜，大大给《本色文丛》第二辑的阵容增色添光。

　　当他得知我被帕金森氏收归门下后，不止一次向我介绍过药方。另有一事，因为我与他都曾受聘为王蒙领导的中国海洋大学文学院的教授，每年春节校方与王院长都要在北京举行一次雅聚，常客均为在海洋大学文学院讲过课的教授，有袁行霈、严家炎，谢冕、童庆炳、朱虹，舒乙、铁凝、张抗抗、毕淑敏等等。雅聚地点多在西郊一饭店，在北京出行无车是不可想象的，何西来自己可以驾车，于是，我每次也就成为搭他便车的蹭车客。叨扰受惠了多次，聊作回报，自己只有请他到附近一家陕西馆子吃过两次饭。这家馆子也是关中人士何西来介绍我去的，以招牌菜葫芦鸡与各种面食闻名，味道鲜美浓重，但不油腻，甚合我的胃口，而且，饭店主人颇有文人雅趣，店里挂有著名陕西人贾平凹、陈忠实的亲墨多幅，此后多年，我凡请客吃饭多选在此处。如今每次来此就餐，都想起关中汉子何西来。

　　2015年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