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拉奇的爱与怕(丹飞)

　　“母亲的去世是不能同恋人的去世相比拟的。”写下这行字的作者有着惊人的自省、自觉、觉他。因为爱人之死，法拉奇创作了一部小说《男人》，“以 赋予这一悲剧以含义”。她形容那一段自我放逐自我禁锢的日夜是形成在这样一个隧道，那里“空间不再有空间，时间不再有时间，历史不复存在”。与其说她是在 陷入虚构文学创作的幻想狂热之中，不如说她是被“历史”的沉重无情猝然击垮，惟有断舍离，以禁闭自我的方式将这一打击咀嚼、发酵、记录。记录在案、昭之世 人之后，该是“第一次重新听到自己的笑声”的时候了，是回到书写“一个为反对权力而战，而最终为权力所害的人的童话”——她的采访写作——的时候了。法拉 奇这样揭示政治的命门：“采访历史意味着采访权力”。这也就是为什么《采访历史》简体中文版命名为《风云人物采访记》，《采访权力》简体中文版则定名《风 云人物采访记II》。

　　法拉奇“世界第一女记者”冠冕戴牢的原因是她以搏命的劲儿与政治贴脸贴身，将神坛上的威权祛魅，还原成人。但另一方面，她的无冕权杖的取得还仰 仗于她自己与媒体的共谋。比如她采访卡扎菲，当她激怒了上校“像发疯的救世主那样发出雷鸣般的声音”，受惊的摄影师认定“今天谁也别想从这里活着出去”， 法拉奇的自况有种史诗电影般的壮怀激烈，以至于凡俗如你我必须得仰视：“也许我本应该表现得宽容大度一点儿，踮起脚尖，起身离开。但是我已经恨他到了这般 地步，以至我就是付出性命，也要将最后一刀刺向他。”法拉奇刺向卡扎菲的“最后一刀”是语言的利器。某种程度上，法拉奇的采访人生是一场传奇。不管从镜鉴 的角度还是知识、历史、猎奇、旁观的角度，这场传奇都值得一看。因为它离我们如此近，近到可闻鼻息。对于寻常路人甲，传奇终究是传奇。反倒是这段更离奇的 经历更让我们相信事出真实：“我不愿意同任何人结婚，更不愿意同一个已经有着一个西班牙女人为妻子的伊朗人结婚，我更不可能准备接受一夫多妻制。与此同 时，我不想最终被枪决，也就是不想失去对霍梅尼的采访。我在进退两难中苦苦挣扎。”这段自白除了将不想被毙命等同于不想失去采访有矫饰的嫌疑，足以触目惊 心。当生命权受到威胁，于是避重就轻选择了嫁人为妻(之一)，是人性的妥协，也是人性的光辉，乃因“生命本身的构成……都是宝贵的负担”。有选择就有两 难，即便没有此例这么极端，那种无助感、无力感是共通的。

　　读法拉奇的采访录，总能感到咄咄逼人的锋芒逼迫而来。想必被她面对面问询的采访者大多也都感受过这种锋芒的威压。惟有述及真爱，她退回到一个 “人”。她写母亲之死，“她像一只被冻僵的小鸟在我的怀抱中离开尘世”。法拉奇解释自己之所以耽溺于失爱之痛，是因为“它是你去世的先兆，因为这个去世的 人曾经孕育了你，将你带到她的腹中，赋予你生命。你的肉体就是她的肉体，你的血液就是她的血液，你的躯体就是她的躯体的延伸。在她死亡的瞬间，你身体的一 部分也在死亡，或者说是你死亡的开始，即便脐带早已割断而分离也无法阻挡。” 归根结底，当笔尖迫近至爱之人，法拉奇回归到零度写作——去矫饰，去光环，成了我们中的一员。

　　(《风云人物采访记II》，[意大利]奥里亚娜·法拉奇著，杨顺祥、乐华、嵇书佩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