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里站起文学方阵

　　在湖北钟祥，种田的、做工的、养鱼的，还有收废品的，都喜欢拿起笔头搞创作

　　乡土里站起文学方阵

　　在钟祥作协郢南分会，杨书义清点分会出版的书籍。 　　本报记者 程远州摄

　　湖北钟祥诗人余秀华火了。在本报报道余秀华之后的一个月里，余家小院迎来了一拨又一拨的记者，这在当地，成了一个“事件”。但对于这样的场面，钟祥并不陌生——这个中部农业县级市，不缺作家，哪怕是成名的作家。

　　细细点数，小小钟祥，竟有市级以上作协会员400多人，省级以上会员40多人，其中出身农民和工人的作家超过2/3。2000年以来，乡土作家们累积出版文学作品300余部，在国家级、省级报刊发表文学作品2万余篇。

　　“种田的、做工的、养鱼的、放鸭的，还有收废品的，他们都尝试着在文学殿堂里一展抱负，这堪称钟祥一道奇特的文化景观。”钟祥作家协会主席蔡章田说。

　　当作家，小县城里的普遍追求

　　随手一递，可能就是几十万字的书稿

　　24年后，已被列入“中国小小说名家档案”的农民作家刘正权，还是会经常想起拿到第一笔稿费时的场景。那是1991年，他的处女座《竹篱笆下的故事》在《荆州报》刊出，稿费8元。

　　“在那之前，我投稿，最愁的是邮票钱。”那个时候，两毛钱一张的邮票，不知道断送了多少青年的文学梦。刘正权拿到稿费的第一件事，是跑到邮局，把钱拍在柜台上，“我要40张邮票！”

　　自此之后，初中未毕业的刘正权在文学的海洋里东突西走。写诗，“一开始连诗是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分行的就是诗”；写小说，“挑上了小小说，当时以为短的好写”。他跟妻子保证，“给我3年时间，写不出来就去街边拉板车！”

　　一手拿锄头，一手拿笔头。24年过去了，已经出版十几本作品的刘正权，写出了国门，写成了名家，但他仍然是个农民，农忙时节，他会把笔一搁，回老家种田。

　　几乎与刘正权同时开始写作的饶秀珍，是一名插图印刷工人。1987年，她瞒着丈夫给《青年文学家》投稿，竟得了22元稿费，“要知道，那时一个月的工资才15块”。之后，文学梦因南下打工而几度中断，又几度重拾。如今，饶秀珍在钟祥的文学圈里，已成领军人物，她创作的影视作品已达数十部，其中电影剧本《桃花红，梨花白》《山里山外》等广受赞誉。

　　在钟祥，像刘正权、饶秀珍这样，以农民、工人身份矢志追逐文学梦，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在钟祥走访，你经常会被那些外貌朴实的“业余作家”们吓到，因为他们中的某一个人，随手递过来的，可能就是几十万字的书稿。

　　从钟祥走出去的，有写出《平民领袖》《布衣总理》等大手笔作品的农民作家杨道金，创作《博弈三国》《煮酒探西游》等畅销书的失业高中美术老师吴闲云，农民写百万字巨著第一人的陈军，长篇报告文学《移民大柴湖》的作者全淅林，小说被改编成多部电视剧的网络写手“匪我思存”艾晶晶……钟祥的作家们虽立足乡土，但视野却不局限于乡土，作品形式也包罗多样，诗歌、小说、报告文学、电影剧本、文学研究均有涉足。

　　扎堆写，传帮带中的兰台遗风

　　写作是狂热的爱好，也是走出乡村的途径

　　在钟祥，相传为鲧治水时所筑的兰台是一个象征之地。大多数作家在归结本地文风昌盛的原因时，会将此地的文学奇观与源自屈原、宋玉的兰台遗风相连。

　　跟随诗文唱和、长幼传带的兰台文风，在钟祥作协最早成立的分会——郢南分会的故事中，或可一窥乡土作家群得以成形的“密码”。

　　沿街一间半平房，没有书架，桌子上略显杂乱地堆积着会员们的手稿和书样。这个位于钟祥城南20多公里的分会办公室，其貌不扬。自1996年3月成立起，现年75岁的杨书义便是主席，与分会一街之隔的老中医罗贤能任秘书长。

　　“我和老罗经常下乡‘访贤’，帮作家们修改文稿、联系出版。”杨书义说，分会成立了临时性的写作指导组，义务为会员修改书稿。2007年的夏天，杨书义和罗贤能两人曾就着一台吱呀作响的风扇，将高中生李慧24万字的长篇小说《雨季边缘》修改成18万字并出版。

　　“我现在1/3的时间用来发现新人、指导新人。”刘正权说。在钟祥文坛风头正劲的新锐作家刘琛琛，便是他带出来的徒弟。

　　“大家平时在大城市打工，过年回来，往往会比一比谁写的书稿多。”杨书义说，分会是作家们交流沟通的“家”，也是相互激励、较劲的平台。

　　“你会感觉，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饶秀珍说，在钟祥，有各种各样的文学交流会、联谊会、采风活动，每年作协都要召开重点作家座谈会，让每位作家谈打算，“置身浓郁的文学创作氛围之中，你都不好意思不多写”。

　　为强化重文崇文的生态，钟祥市通过财政拨款、组织社会资助等形式，累计筹资200多万元，设立“乡土文学奖励基金”，创办“兰台”文艺奖等，以解决乡土作家创作和生活上的困难。

　　刘琛琛毫不避讳稿费的激励作用，“我坚持写下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赚钱买化妆品。”她的处女作《红颜控》，稿费12000元，相当于她4个月的工资。

　　“对于很多乡土作家来说，写作是狂热的爱好和追求，也是他们走出农村的唯一途径。”杨书义说，在郢南分会的会员中，很多农民白天挥汗如雨，夜里则争分夺秒，铺纸握管，挑灯写作。

　　遇现实，文学梦进入变化期

　　泥土味的作品少了，取悦市场的书多了

　　乡土作家中，像刘正权和饶秀珍这样，靠着多年的坚持，写出自己一片天地的并不多；而像吴闲云、刘琛琛这样，甫一入道便接连出书的更是少数。大部分人揣着文学梦想，在讨生活的间隙里默默耕耘，书稿既成，便拿着积蓄，四处寻求出版。

　　“这本《龙脉血统》是捡废品的邓玉平2004年写的，一直没钱出版；这本《风雨长渠》是张万昕写的，质量不错，但直到他去世都没有出版……”在郢南分会，杨书义抱出一摞未刊书稿，发黄的稿纸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可能永远也不能面世的心血。杨书义感叹，乡土作家出书，钱一直是大问题。

　　分会每出一本书，杨书义便做一块展览板，印上书的封面和作者简介，以便“择机展出”。最近的一次“好时机”是去年5月，省里的领导来视察，那一次，杨书义争取了5000元的政府拨款。

　　“买了几个柜子，把分会的材料和大伙儿的书稿分门别类放进去，这样就不用乱糟糟地堆在一起了。”杨书义说，以前，分会在展览会员作品时能拉到一些企业赞助，但“现在拉赞助很困难了”。

　　在杨书义看来，现在有三个方面的变化。一是作家们纷纷外出打工，专心创作的少了；二是下苦功夫打磨的精品减少，难以在市场上存活；三是写出名的作家进了城，就不回来了。

　　“年青一代，更多专注于网络文学，写网络小说。”刘正权注意到，在经济发展大潮的裹挟之下，乡土作家们逐渐意识到市场的重要性，在新一代作家中，扎根乡土、富有泥土味的作品少了，而取悦市场的书多了。

　　除了钱，乡土作家群的发展还面临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年青人的文学梦正在稀释。

　　像陈军那样，家徒四壁仍不放弃写作，坚守20年拿出115万字小说的作家越来越少。文学不再是生命中的必需品，作家身份的诱惑力也逐渐弱化。现在，在郢南分会中，40岁以上的作家逐渐成了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