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同·思想·语境——台湾文学研究的几点感想(朱双一)

　　我做台湾文学研究已有很多年，研究甲午战争以来的台湾文学，需要了解所涉及的背景，找到准确的切入角度。甲午战争是近代中国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对于台湾的影响，更是再多的言语也难以道尽。因此，研究台湾文学迎面而来的首先是“殖民”和“认同”的问题。“殖民”是甲午战争的直接后果，“认同”却呈 现极为复杂的状况，文学有幸成为其主要记录者和表征者。近年来所谓“日本统治带给台湾现代化”及其背后“日本统治比中国好”的潜∕显台词，在台湾几乎成为 不证自明的流行论调，但两个甲子间众多作家的白纸黑字，昭昭揭露和控诉着日本殖民统治对台湾的加害，说明上述论调乃有人蓄意建构起来的不实之论。“认同” 问题也成为当前台湾所有风雨的总根源。

　　台湾光复后，两岸社会和文坛都迅速同构化，但1947年发生的不幸事件成为继乙未割台之后“台湾悲情”的又一源头。一般认为1949年后因“白 色恐怖”，台湾文坛斫断了与五四以来新文学的联系；我却以为，中国新文学的某些思潮脉络(如现代主义、“自由派”、“三民主义文艺”乃至批判现实主义等) 在当代大陆文坛其势不彰，或断续不整，在台湾却延续下来甚至有较大发展，只有将这种文学思潮纳入中国新文学史的书写中，才能使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过程 和经验得以全面、完整地呈现。

　　台湾作家陈映真曾在《后街》中写道，没有指导思想而进行创作，对他是不可思议的。笔者以为，单纯艺术技巧的经营固然也可成为好作品，但这样的例 子毕竟很少，文学史上留存下来的大量优秀代表作，绝大部分都以丰沛的思想和情感给读者以启迪和感动，思想性正是台湾文学创作的厚重部分。

　　在台湾文学的谱系中，汉族和少数民族以及汉族内部的闽南、客家、外省人等“族群”创作的各自特色是相互关联的，台湾地域文化与整个中华文化之间 也存在部分与整体、个性与共性、支流与本源的辩证关系。除讨论中华文化在台湾的播迁和弘扬外，也需反过来强调“台湾文学”以其别具特色的创作经验和思想成 果丰富了中国文学，并认之为台湾文学的特殊价值之所在。

　　近30年的厮守，台湾文学研究对我而言已非仅是“职业”而更是“志业”，这不仅因为我从中得到了研究和发现的乐趣，还因为它也是我受感动、受教 育从而完善自我人格的过程。10多年前在《我和台湾文学研究结缘》一文中，我曾回顾了所受已故台湾戏剧家姚一苇、李映蔷夫妇人格的辉耀，写道：“与姚一苇 夫妇的交往，是我与台湾作家交往中，受到最深刻教育的一次。在这一过程中，与其说我发掘了一点姚一苇先生早年文学活动的资料，不如说自己的收获更大——它 加深了我对生命意义的理解和对台湾文学研究工作的热爱。”这样的感触萦系在心，至今没有丝毫的改变。

　　在我此后10多年的台湾文学研究中，仍不断有新的收获，其荦荦大者，也许在于文学观念的本身。其实作家、评论家依其文学观基本上可分为两大派。 一派认为最重要的是“为谁写”和“写什么”，偏重于文学的思想性，强调文学应与时代、社会、现实乃至政治意识形态紧密相连；另一派则认为“怎么写”比“写 什么”更重要，偏重于艺术技巧的经营，强调文学应描写普世价值、永恒人性，力求远离政治意识形态。两种观念既相互矛盾对立，也可相互包容互补，如白先勇和 陈映真的“不同而和”是一显例。我这一代学者，由于是在“拨乱反正”的时代氛围中接受文学教育，大多建立了文学有其独立的审美价值的理念。然而接触越多的 百年来中国文学(含台湾文学)的第一手资料，越发现绝大部分作家异口同声强调的是应积极面向人生，参与现实社会的政治斗争，为崇高的理想战斗，才能创造出 不朽的作品(吕荧语)。两种文学观不必“你死我活”，但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写什么”的比强调“怎么写”的多得多，我们如要还原历史真相，这一点是不 能不加以注意的。

　　这就提示了研究中“语境”意识的重要，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常说的要历史地、具体地、辩证地看问题。对于任何研究对象，都要放到当时当地的具体环境 中考察，才能有正确的理解，切忌用此时的感受、认知和观念，或某种所谓“普世”、“永恒”的标准来对历史上发生的事情横加臧否。在阅读和研究过程中，我逐 渐认识到世界上并没有或很少有“普世”价值这种东西，或者说没有或很少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所有一切都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即如西方式一人 一票的“民主”，在中产阶级已成为社会主体，各方利益平衡已基本固定的国度，作为一种“游戏”玩一玩并无大碍，但在大多数人还有衣食之虞，各种民族的、宗 教的、阶级的利益冲突还很激烈的地方，强行推行很容易造成社会的大规模动乱——由此我才理解，为何诸如文学“与抗战无关”之类说法，其文学应与现实政治保 持距离的实际意思，现在看来颇符合当今文坛的主流认知，但在抗日烽火连天、战士浴血奋战、诗人们正用手中的笔写着粗糙的怒吼式的抗战诗句的当时，却遭到人 们普遍的唾弃；也才理解胡风为何批评林语堂忘记了在食不裹腹衣不蔽体的人们中间提倡闲适、赞美个性是怎样一个绝大的“幽默”，钟理和也在其日记中称林语堂 是看到有人上吊他却说是在荡秋千。张爱玲也有类似情况。承平时代、衣食无忧、不无小资情调的我们也许会很喜欢张爱玲重在人性描写的作品，但20世纪三四十 年代的人们却大多更喜欢鲁迅而不是张爱玲。此外，对于“左派”、“右派”的定义和观感，两岸也有很大区别，甚至截然相反。因此，回到对象所在的具体语境 中，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地接近对象的世界，才能得出较准确的结论，也才不会产生诸如指责日据时期台湾作家描写贫穷苦难的作品缺乏“美”的品格之类的偏颇。 这不能不说是我研究台湾文学，特别是阅读陈映真等作家作品所得到的自己思想上的最大收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