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文本分析的视野——读洪子诚《阅读经验》(黄文倩)

洪子诚

　　洪子诚先生是当代文学与文学史研究的大家，出生于广东揭阳，1961年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接着任教直到2002年退休。上个世纪80 年代以来，洪先生以其含蓄低调的治学品格，逐步将积累的史料视野、历史经验与文学感性形诸文字，重要代表作包括：《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作家姿态与 自我意识》《1956：百花时代》《中国当代文学史》《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本)《我的阅读史》等。2010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八卷 本《洪子诚学术作品集》，赋予洪先生迟来的、实至名归的荣誉与学术地位。

　　洪先生曾三度受邀至台湾讲学：2009年在彰化师范大学国文系客座，2013年在交通大学社文所客座，2014年在清华大学中文系客座，在台期 间，他常不辞辛劳，应允赴各大学演讲，目前在台湾专攻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的青年学者，大概很少没旁听过洪先生的课的，也因此，台湾对洪先生并不陌生。然 而，或许是洪先生过于谨慎，他的书一直到近年才正式有繁体中文版，例如他的学术代表作之一的《中国当代文学史》，2008年才由台北秀威出版公司分成上、 下两集出版，而《阅读经验》(2015)则是洪先生应台北人间出版社吕正惠先生的邀请，为台湾读者亲自编选的第一本台版文学评论集，主要选录他在北大中文 系退休后至今的最新读书、研究、讲学间的“阅读经验”，当中有一些篇章，甚至尚未收录在大陆版的专书中。

　　洪先生不喜重复、尊重独创性、包容差异性的治学品格与性格，大概从早年就已经奠定。这或许也体现在他一生的研究取材、评价的视野与方法，甚至跟 大陆“主流”学界所保持的距离上。他深深理解道德评价的抽象危险，重视实事求是地回到历史语境与高密度的史料联系，然而，究竟“选择”什么样的对象、史料 来进行问题的讨论，不只考验着文学史家的才、学、识，更是回应与重构当时历史现场的一种文学、甚至政治价值的决断。在上世纪80年代中还高举文学启蒙的功 能下，洪先生出版的第一本书《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花了非常多篇幅来讨论作家的艺术个性、感性生活、小说的风格、流派，甚至艺术境界等关系；而当 90年代追求“文学”的主体性已蔚为学术时尚的“主流”后，洪先生又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着重处理非个人意义的文学生产与机制，这样的选择，与其说是 洪先生研究视野与方法的“错位”，不如说是他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实践文学与学术自由、多元及特殊性的一种辩证方式。

　　当然，在文学研究的个案上，洪先生确实比较欣赏主流中的边缘、大叙事中的例外、集体中相对独立的作家与作品。那些带有悖论、矛盾意义的历史主 体，似乎总能召唤看似严肃的洪先生的慧诘目光。因此，许多学者便认为，洪先生在自由主义跟左翼的立场上偏向自由主义，在“文学”与政治(或广义的社会实 践)上，选择了“文学”。然而，这样的划分与认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方式，恰恰是洪先生一生自觉要克服与打破的──无论从研究对象与教学工作的事实，洪先生 都更为重视左翼作家与文本。在《阅读经验》中所收录的答冷霜《回答六个问题》中，他说：“我的重点是讨论‘左翼’(‘革命’)文学和文学家的内在矛盾，自 身存在的悖谬性因素：在对一个理想化的‘完整世界’的追求中，对‘纯粹’、‘绝对’的无止境的强调。不断对‘不纯’的因素的剥离，结果是‘革命文学’失去 血肉，成为空壳”。而在《答李云雷先生问》的类似追问时，洪先生更明白地澄清：“我觉得‘自由主义作家’在当代的命运，他们遇到的矛盾和做出的反应，相对 起来较为清楚，而不同的左翼作家的当代命运就复杂得多，那种各个层面的‘悖论’情境，值得做更深入的探究”。这种细致地剥显中国当代作家相对特质的善意与 耐性，拒绝简单地坐实在某种主义与立场的姿态及愿望，每每也给他带来研究、备课和演讲上的麻烦，所以即使已过“随心所欲”之年，洪先生还是常调侃自身缺乏 灵性，自认跟不上新形势与作品，时而还战战兢兢地露出腼腆的苦笑。

　　洪先生也常在课堂间作“自我批评”。他“自我批评”最多的一个问题，似乎总觉得自己的研究视野过于狭窄，他常举钱理群等先生为例，认为他们所选 择的鲁迅等研究对象，才恰恰体现了学者的能力与品位，言下之意，自己仅仅处理“中国当代文学”，格局和趣味实在有待加强。洪先生这种念头自然是谦让，姑且 不说他上课时，如何错综复杂地联系当代文学的各式渊源，如何贯穿当代文学跟现代文学、社会主义传统、革命与现代性、民族国家、甚至知识分子转型等纵横关 系，他对一些非中国当代文学的参照批评，也相当可观。例如，晚近以“我的阅读史”系列，发表在大陆期刊，后收在大陆版的《我的阅读史》与《阅读经验》中对 契诃夫以及帕斯捷尔纳克《日瓦哥医生》的点评与延伸，便有极多精彩且睿智的文学见解。王晓明近日在接受专访时曾间接提及──他认为俄罗斯文学深受东正教的 影响，视野比中国现代文学更大，如果这个说法可以成立，那么洪先生对俄罗斯文学细致化的接受与品评，或许更能看出他作为一流批评家的才能与深度。

　　在《“怀疑”的智慧与文体：契诃夫》中，洪先生以难得的抒情笔调，描述了他从上世纪60年代至21世纪的契诃夫“阅读史”。从早年欣赏的“对细 节关注”、“害怕夸张，拒绝说教，避免含混和矫揉造作，以真实、单纯、细致但柔韧的描述来揭示生活、情感的复杂性的艺术”，到后来，透过契诃夫，扩充了对 庸俗与慵懒、沟通与隔膜、对劳动价值、剥削性质及跟人的精神、创造力的压抑的综合理解，这些视野早远远超过分析文学本身，尤有甚者，洪先生对契诃夫“怀疑 的智慧”的分析也令我印象深刻，这段话相当有意思：

　　他暴露事情的多面性……思想捕捉各种经验与对象，而未有意将它们融入或排斥于某种始终不变、无所不包的一元识见之中……他为这个越来越被清晰 化，日渐趋向简单的世界，开拓小块的“灰色地带”，并把这一“灰色”确立为一种美感形式。这种思维方式和美感形态，其独特性和弱点、弊端，都同样显而易 见。而且，说真的，这个具有“怀疑的智慧”的人，从根本上说也不是一个可以亲近的人。

　　这已经不只是对契诃夫及其文学作“中性”的分析了，在洪先生否定辩证的叙述话语里，我们能够直觉体会他对契诃夫关键特质的掌握，同时，也不因契诃夫已是今日文学史上的大家，就省略对契诃夫作品和人格弱点的暗示。

　　洪先生谈《日瓦哥医生》(台译：齐瓦哥医生)，也是我私心衷爱的一篇文章。他认为此作最大的特质之一，是尽管作者将主人公的生命跟俄国革命的各 阶段历史联系起来，但此作并没有“让丰富的生存之谜，隐没、消失在‘政治的确定性’之后”，而什么是丰富的生存之谜呢？其中之一二，洪先生认为应该包括对 俄罗斯壮阔的大自然的融入，他说：“大自然对他们来说，不是外在的被征服、待欣赏的对象……他们的生命融合在里面，由此形成有关生活、爱情、死亡、苦难、 幸福的观念……生活有很多的面向，有许多我们所不了解的谜。”对人类渺小的谦逊自知，对大自然与神秘世界的好奇与敬意，跟人追求更美好的生活、响应弱势者 的革命、社会与政治解放，其实并不矛盾吧？

　　回到“中国当代文学”，洪先生始终对这门学科的方法论有极自觉的推进与反省。在跟吴晓东对话的文章《提问吴晓东：和他的回答》里，洪先生提出学 界近年过度高喊研究的“历史化”或“语境化”的问题，尽管它是企图纠正过去数十年来，粗糙地理论先行的诠释限制，但是，洪先生更敏感地发现，过于强调文学 研究的“历史化”而忽视“本质化”的深度，也一样容易陷入历史的“抽象化”，甚至迷失在历史材料中，导致淹没与遮蔽了应该有的问题意识与独特诉求。而在讨 论可分析性与好作品的关系时，吴晓东的响应也值得深思，吴晓东说：“具有‘可分析性’的文本往往是研究者更喜欢的文本，但却不必然是‘好作品’……我认为 当前的文学研究的危机之一就是审美判断的能力日渐匮缺……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具备一定的审美判断力也同样应该是职业伦理的体现。当然对审美和艺术性的关 注也要警惕美学专制主义”。这样有不同阶段针对性的具体反省，大概也只有在双方均有善意，且对此学科有高度责任感的学人，才能相互促成与推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