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票房、惟收视率、惟点击量”可以休矣(仲呈祥)

　　2015年1月5日，新年伊始，刘云山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再次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动作家艺术家更好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创作更多充满真情、打动人心的文艺作品，尤其要提高作品质量、讲求社会效益，防止惟票房、惟收视率、惟点击量。”防止“三惟论”的错误倾向，是对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10月15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贯彻落实，为我们坚持科学的文艺批评，促进文艺创作的健康持续繁荣，积极建设文艺工作的“新常态”，提供了理论指南，指明了努力方向。

　　如何认清“三惟论”的实质，涉及到以什么样的视角认识文艺的价值，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文艺的功能，以什么样的思路繁荣文艺创作的重要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在“10·15”讲话中特别强调，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文艺工作不能迷失方向，不能做市场的奴隶。惟票房、惟收视率、惟点击量，就是一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迷失了文艺方向、做了市场奴隶的错误倾向，是社会主义文艺工作的一种不健康的“非”常态，必须防止和加以改变。过去，曾经简单地让文艺从属于政治，吃了苦头；但不能因此就二元对立、非此即彼、好走极端、单向思维，又走向文艺笼统地从属于资本、从属于利润。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包括文艺在内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就理应坚持人类艺术地即审美地把握世界与人类经济地、政治地、历史地、哲学地、宗教地等方式把握世界，是互补并列的关系，而不存在什么“从属”关系。文艺一旦“惟”属于了什么，就意味着思维上的是此非彼，就失去了以审美方式把握世界对于坚守人类精神家园的独立地位和价值。如此丧失辩证思维，也就丧失了文化自觉，丧失了对社会、对人生的清醒分析和深刻认识。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文艺是一种审美的独特的意识形态的形式。习近平总书记此前在“8·19”讲话中就从国家、民族的未来出发，强调我们现在的工作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百年不变的同时，要坚持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万万不能忽视。而“三惟论”的实质却是只承认文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品属性，否认文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独特的意识形态属性，把文艺这种人类的精神生产完全等同于物质生产，只讲“市场导向”而放弃了“价值导向”，为文艺创作的盲目西化、过度娱乐化大开方便之门。哲学通，则高屋建瓴，一通百通；哲学错了，就会或误入歧途，或四处碰壁。只有叫停“惟票房、惟收视率、惟点击量”，发扬执其两端、关注中间、兼容整合、全面辩证的和谐思维，我们的文艺工作才能实现习总书记所强调的“把服务群众与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适应需求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才能真正成为这个时代的号角，体现这个时代的风貌，引领这个时代的风气。

　　文艺创作和批评不能只讲票房、只讲收视率、只讲点击量，忘掉了教育引导群众，忘掉了提高民族素养。票房不等于演出质量，收视率不等于收视质量，点击量不等于真理性。理论思维的“失之毫厘”，就会导致创作实践的“谬以千里”。票房、收视率、点击量，都是应该重视的市场因素，不能全盘否定，但也不能让它们成为文艺作品追求的惟一目标。惟票房、惟收视率、惟点击量，在总体上势必让文艺一味消极顺应，放弃了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即放弃了积极引导。毋庸否认，由于封建文化、半封建半殖民地文化和错误思潮的影响，中华民族群体鉴赏心理中，除其主流是对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传统美德的深情呼唤外，还存在着落后的、愚昧的、不健康的因素。如果思想品位不高、文化内蕴稀薄、审美格调低下的文艺创作和批评持续作用于观赏者的鉴赏心理，势必进一步营造出一种肤浅、浮躁、畸形、油滑的群体性审美定式。这对于提升中华民族的整体精神素质极为不利。因此，必须辩证地看待票房、收视率、点击量的价值。

　　以收视率为例来说，收视率是电视文艺作品能够安身立命的重要一维，应该纳入收视评价体系，但是，收视率统计必须科学，而现行的收视率统计方法是不科学的。且不说抽样调查对象的阶层、职业、年龄、地区等分布情况的不均衡，不能覆盖工农兵学商、知识分子和干部队伍，不能覆盖老少中青，不能覆盖老少边穷；单就是泱泱大国，13亿之众，只有区区8000余户抽样，根本不可能广泛代表人民。尤其是发展到了为追求高收视率而造假的地步，我们就更需要警醒了。其次，“惟”收视率并对收视质量置之不理，是不科学的。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不能忽视影响着千家万户的电视文艺作品的收视质量。构建收视质量的科学评估体系，是当务之急。收视率的统计和收视质量的评估，都不是一时一地的，应该各自建立多元化的对象范围和长时段的检验机制，然后，有意识地关注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找出规律、指导实践。像《北平无战事》这类一出场就收视率和收视质量“双高”的作品，尤其值得我们总结经验，加强政策和舆论的扶持工作，让它们充分发挥思想引领、舆论推动、精神鼓励和文化支撑的作用。再次，对收视率与收视质量关系的认识，也应务求科学。这两者完全不是一回事，也并非成正比关系。收视率虽高而收视质量并不高，收视率虽一时低而收视质量并不低，这样的矛盾现象是客观存在的。比如，《还珠格格》《乡村爱情》收视率一路飘红，但从长远看社会效益并不好，不利于青少年的精神成长，拉低了观众的审美趣味；《南行记》《木府风云》首轮收视率平平常常，但以优良的收视质量提升了观众的审美品位，而且从长远看值得反复播出，持续吸引观众。一个是“一播即死”，一个是“久播不衰”，哪一种更应该推崇？我们要做出清醒而自觉的选择。

　　盲目追求票房、收视率、点击量的行为，从根本上说，与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盲目追求观赏性有关。观赏性作为一个接受美学的概念，其所引发的相关问题，只能在接受美学的范围里一靠净化鉴赏环境、二靠提高观众审美素质来解决，而不能推给创作美学去解决。创作美学可以致力于解决思想性、艺术性问题，因为它们是作品自身的历史品格和美学品格，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恒量。与之相反，观赏性是一种变量，是因人而异、因时而变、因地而迁的，其实质是“观赏差异性”。虽然它和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有很大关系，但主要决定于观赏者的人生阅历、文化修养和审美情趣，及其与作品发生关系时的历史条件、文化环境和审美空间。就是因为观赏者的审美品位并非整齐划一、一成不变，文艺创作和批评才坚决不能信奉“尾巴主义”，不能以“迎合”的形式来“为人民服务”，不能纵容那些让观赏者止于养眼而无益于养心、止于欲望而放弃希望、止于视听生理快感而错失精神美感，甚至是花眼乱心、败坏性情的低劣作品，而应该让那些有思想性的艺术与有艺术性的思想和谐统一的作品来引导人、塑造人、鼓舞人。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精神生产在生产自身的同时，也在生产自身的欣赏对象。所谓“惟票房、惟收视率、惟点击量”是市场经济“大势所趋”左右一切的论调，其实是一种急功近利、操之过急、凸显了文化盲目和自卑的错误倾向，有悖于文艺发展的规律，有碍于以文化人、以艺养心。“三惟论”不仅不符合辩证法，也不是唯物主义的，而是真真切切的“惟‘物质’主义”。马克思早就指出了资本生产与精神生产的不一致性，认为“资本生产对于精神生产的某些部门说来，如艺术、诗歌，是死敌”。文艺创作和批评一定要坚持社会效益最高的准则，一定要“导向为魂，内容为王”。如果放弃了引导和提高，任由“三惟论”泛滥，就会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置换成以某一特定人群为中心，没有了人民的整体概念。这必然导致文艺消极顺应市场趣味，强化群体鉴赏心理中的落后、愚昧、不健康的因素，而被强化的这些负面因素，又反过来刺激文化盲目的创作者创作出格调更媚俗的作品。于是，形成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的二律背反、恶性循环，以“为人民”之名，行“伪人民”和“为人民币”之实。长此以往，我们的民族就会失去自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的文化根基。

　　要彻底防止“三惟论”的错误倾向，就必须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的坚守，对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坚守，对外来文化实行鲁迅主张的“拿来主义”立场的坚守；就要充分确立对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红色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永存魅力的自信，对与时俱进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对文艺创作与鉴赏的一元化主导作用的自信，对世界先进文明中适合中国国情民情的东西能够为我所用的自信。有了这样的坚守和自信，有了这样的理论定力，文艺才能真正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才能“提高作品质量、讲求社会效益”，才能不再做“市场的奴隶”。

　　人类发展的历史，尤其是当代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在和平时期，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地区与地区的竞争，归根到底就是文化软实力的竞争。夯实了文化软实力，我们的国家、民族才能真正地站起来、行走在世界上。优良的文艺生态环境，是涵养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弥足珍贵的文化软实力的丰厚土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只要坚持文艺的人民性，一定会创作出“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的作品。书籍、电影、电视、网络文艺作品都是对内“凝魂聚气，强基固本”，对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精神的重要载体，都承担着讲清楚中华民族文化对人类文化做出的独特贡献的使命。文艺创作和批评理应服务于党和国家的大局，为人民立言、为艺术立命、为民族立人。文艺工作者理应自觉把握文艺创作与批评不从属于经济思维和工具理性思维的独特规律，自觉认识文艺化人养心的独特功能，自觉践行文艺不可懈怠的历史责任和时代担当，把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为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积极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