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牡丹情缘”(白先勇)

图为吴冠中拙政园素描和高马得所绘昆曲人物。

　　对于昆曲，近十年可以称得上“黄金时代”。从2001年被列入世界首批非遗名录，到逐渐打开市场，昆曲正远离“博物馆艺术”阶段，逐步实现活态传承。政策与市场，都为昆曲提供了时代的机遇。那么，昆曲的下一步应迈向何方？作为诸多探索中的一种，青春版《牡丹亭》制作人白先勇的尝试，或许能为我们提供参考。 

　　——编者

　　青春版《牡丹亭》，到今天已经走过了10年。在这段岁月中，许多人在不止一个场合问过我：作为一个作家，你是怎么跟昆曲“搅”到一起去的？

　　我跟昆曲的渊源其实很早就开始了。我10岁的时候，在上海大剧院看到了梅兰芳和俞振飞演出的昆曲。那是战后梅兰芳第一次从香港回到大陆演戏。我想，也许上天在那个时候已经安排好了：那一晚，他们演的就是《牡丹亭》中的一折《游园惊梦》。我一生中的“牡丹情缘”就此结下，直到今天。

　　后来，我其实很少有机会看昆曲了，在台湾虽然也有昆曲演出，但那只是一些曲社活动。直到1987年，时隔39年后我又一次回到上海。机缘巧合的是，在那段时间，上海昆剧团正上演全本的《长生殿》。“文革”十年昆曲是被禁了的，我以为它已经消失了，没想到还能在舞台上大放光芒。演出结束，我的激动之情难以言表，观众走光了我还在鼓掌。我想，这么了不得的一种艺术，怎么可以让它衰微下去？不过，当时也还只是一动念，没想到日后我真会去为昆曲“卖命”。

　　上世纪90年代以后，昆曲开始走下坡路，第一线的演员慢慢老去、退休，演员队伍也出现了断层。我这才意识到：这种艺术真的危险了。因此，2000年的时候，当我从心脏病手术中幸运地挺了过来，就开始想：上天让我活下来，可能是要我再做一点有用的事情。于是，我决定尽我的余生，为昆曲的传承做点什么。

　　从那以后，在很多人的共同努力下，有了青春版《牡丹亭》。

　　与苏州昆剧院的缘分，也是由此结下——青春版《牡丹亭》的演员班底，都是苏州昆剧院小兰花班的成员。苏州是昆曲的故乡，有昆曲生长的土壤，从这里寻找演员是最合适不过的。那时，我就曾经提出建议：苏州昆剧院应该不仅仅是一个剧团，而是要兼具演出、传承、宣传、展示等功能于一体。昆曲是“百戏之祖”，是中国戏曲艺术最重要的品牌，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野心和信心：以后外国人来中国，都要到苏州看一场昆曲，就好像人们到英国，都要到斯特拉特福小镇看一场莎士比亚的话剧。

　　让人欣慰的是，2014年12月，苏州昆剧院新院建筑终于落成了。像我当初建议的那样，不仅包括了剧场、传习所，还囊括了关于昆曲的摄影展、书吧、服装与乐器体验空间等。“硬件”可以说比十年前好多了，希望“软件”也能跟上。

　　这两年，昆曲的境况确实改善了不少。这是好事，但昆曲界要自爱，千万不能砸了牌子。在青春版《牡丹亭》的200场巡演中，每一场我都当成第一场来演，直到最后一场还在修正——因为艺术没有一百分，更因为我一直怀着万分谨慎的心情，生怕稍有不慎会损害昆曲的美名。尤其是在国外演出的时候，更是事关民族文化的体面。对我来说，这简直不是演戏，而像是拿着古青铜器去展览！有人问我，你是怎样让昆曲这样的中国古典艺术成功走出去的？我的答案是：用最专业的态度，把最好的东西拿给别人看。

　　昆曲的美学品格，无疑已经达到了世界水平，也获得了一定的国际知名度，我们应该乘胜追击，继续扩大海外影响力。当然，海外演出需要很大的开销，青春版《牡丹亭》在美国的巡演，就是募到了100万美元才得以成行。10年来，我为昆曲已经募款3000多万元，用于演出和在北京大学开昆曲课等等。我很欣慰地看到，当年播下的种子正在开花结果。

　　我个人的努力终究有限。在这方面，我希望政府以及社会各界人士能够共同承担起责任。我认为现在的重视也还不够。昆曲这座宝库，还有很多东西值得抢救。比如音乐，我呼吁音乐界先把昆曲的音乐研究出来，我们不妨把精力和热情从西方音乐中分一些回来。不知己，怎能知彼？不懂自己的文化，怎么理解别人的文化？学了也只是皮毛。我们应该先“固本”，先从继承发扬自己的传统开始。

　　(本报记者周飞亚采访并整理) 

　　制图：蔡华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