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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观念、问题与社会语境错位的“审视”(耿占春)

——评牛学智《当代批评的本土话语审视》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5年01月21日10:26 来源:中国艺术报 耿占春

  在年轻的批评家中,牛学智逐渐表现出独到的问题意识与理论直觉,并显现了将理论直觉通过一种理性技艺进行清晰展开的写作能力。除了具体的文学批评外,牛学智的一个理论兴趣是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批评。这部关于当代批评的本土话语的著作并不是在他已经出版的几部著作之上再增加一部,学智学术道路的每一步都走得踏踏实实,都踩在现实意识的根基和学术思想的基本脉络中。在此之前,他已经对当代批评进行过深入细致的学案式研究,梳理出当代批评的一些基本问题,这些成果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他的《当代批评的众神肖像》一书。“众神”是一个友好而戏仿性的修辞,通过对一系列理论批评家的个案研究,牛学智逐渐在一种批判性分析中发现了“众神”们的误区与盲视,《当代批评的本土话语审视》则体现出一种更接近真实批评意图的理论眼光。

  在当代理论与批评家个案研究的基础上, 《审视》集中处理了这样几个逻辑上相互联系的核心问题:对60年来“文学理论批评思潮的主体性反思、新世纪文学批评话语基本情况的调查研究、晚近典型话语方式的价值审视和文体化本土批评话语机制建构等4个相互影响、前后制约的命题” 。

  通过对批评家主体性的反思,牛学智敏锐地指出其问题的症结在于:“本土话语因受制于大量涌进来的西方各种主义,变得沉淀不足,因而话语演练草率而匆忙”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当批评界急于与西方理论同步时,主体性问题的反思已半途而废。在文学、批评与批评家尚未摆脱工具论的影响和意识形态支配时,皈依后现代的非主体性事实上带来了观念史与制度史的错位。这种错位包括一系列的批评观念与社会语境之间的错位,牛学智非常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状况:“80年代‘新启蒙’与90年代‘底层’之间价值观的断裂与错位,导致启蒙话语变成了专业主义;新世纪第一个十年以来‘中国经验’逐渐取代了现代性话语,致使文学批评的理论化、学术化追求压抑了批评本有的问题意识。 ”

  我愿意就此多说几句,无论是上世纪80年代的“启蒙”还是“现代性”思潮,在我们置身其中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并不是一种业已完成的进程或稍稍完备一点的制度设计,否则到了“经济起飞”的上世纪90年代文学批评领域也不会重现“底层”话语。诡异的是大多情形下的“底层”话语却又转向批评“启蒙”思想和反现代思想,其间的理论资源和社会语境之间的错位产生了诸多混乱,甚至变成了一种观念的狂欢。事实上,如果没有观念在历史事件和人类社会行为中的展露,如果观念没有经过个人和群体的社会实践,没有体制的和制度化的变革实践,如果没有引起或伴随着社会的、政治的、法律的制度实践,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影响到我们生活各个领域的观念持久地起着规范性的和批判性的作用,文化或文学上的观念就缺乏自身的历史真实性与经验内涵。

  恰恰就是在这样一种语境下, 《审视》一书接着通过对近年国家社科课题立项的当代文学研究选题、重要文学理论批评刊物的导向和对批评话语方式的分析,牛学智进一步深入批判了文学批评在价值趋向、文化理念和话语方式等方面存在的普遍理论问题,虽然在今天的理论语境下读者不见得会同意牛学智所说的文学批评应回到“人性论”这一立场,但无疑我们会认同他的根本判断,即文学批评应“回到当日精神事件的紧迫性、必要性和现实意义”的考察之中。

  《审视》一书在对晚近几种典型批评话语方式及其价值趋向进行了具体考察之后,牛学智提出了一种非常具有针对性的批评:

  ……主体性话语经西方转译到中国语境后,途经中国“反现代性主体性”解构,到“民俗主体”取代并形成“文化话语”而致于主体性话语消散的过程;正是在主体性话语消散的语境,民间民俗文化话语与国家话语达成了共识,进而最终被国家话语取代,文学上普遍的认同危机、归属危机的探讨,在理论上被搁浅,理论批评者处于两头失语的境地(外来理论话语很难根植于本土,既有本土话语又被中间架空) ;对此理论现实,本著研究认为,只有正视“欲望主体”并通过合理引导,从欲望主体本身生成意义生活;另外,从介入消费社会结构开始,纳入“新穷人”视野,文学批评对消费主义、身体欲望泛滥的身体主义,才能保有有效性言说的思想能量。因此,在当今社会现实,建构主体性话语、民间民俗文化话语、身体性话语与日常生活话语的动态言说机制和社会学支点,是确保文学批评重返时代思想前沿,介入并引领人们价值生活的前提。

  牛学智的这一观察相当富于洞见,尤其是在小说批评领域,“民俗主体”替代了启蒙的个人“主体性” ,“民俗话语”取代了主体性话语并与“国家话语”达成共识继而为后者所取代,确实道出了一个时期意识形态的公开秘密。在《审视》的最后部分,经由对几种批评话语方式的分析, 《审视》一书提出了它的诊断,文学批评之所以显得苍白乏力,缘于批评话语空洞的“泛价值论”和过于抽象的“本土传统文化论” 。对此,牛学智提出的理论设想或纠正方式一是“文体化”或批评的文体意识的增进;一是不偏离我们的切身经验、不过度抽象的、包含着细致的文体意识的“价值书写” 。就我对学智的理解而言,文体意识的增进意味着在“语言学转向”之后批评家主体性的重新确立,价值书写的细化意味着对本土经验的深入勘察,这是批评话语本土化的两条殊途同归的路径。“文体化”要求与细化价值书写都是增进批评话语本土化的方式。

  在当代批评话语与它的社会历史语境显得如此错位的时刻,在观念史与制度史如此分裂的情况下,牛学智的对当代批评观念、问题与社会语境错位的“审视”是富于洞察力的,他所强调的批评的文体意识与价值书写也深具思想的创见性与预见性。在批评观念、问题与社会语境极度错位的情形下,观念及其整个批评话语是无法在本土扎根的。本土化是观念、概念的重新语境化问题,是批评观念、概念与社会历史经验之间张力关系的建立。绕过本土令人焦虑、痛苦的社会文化状况根本就无法使概念的空中旅行具有本土意义。在牛学智提出批评话语的本土化并进行了细致考察之后,或与之同时, 《审视》一书既提供了当代批评现场的概观,无疑也勘探了通向当代批评前沿问题的路径。或许,我们应该把这一“审视”视为当代批评所做的一次深刻的自我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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