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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何走好,你并不孤独——忆念老友何西来(徐兆淮)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5年01月19日11:00 来源:文汇报 徐兆淮
本文作者(右一)与何西来(左一)、邵燕祥先生合影(2012)本文作者(右一)与何西来(左一)、邵燕祥先生合影(2012)

  近日为疾病所缠,刚从医院归来,忽接京中老友来电告知,何文轩(西来)兄前日已染重病亡故。顷刻间,我接电话的手不由有些颤抖,眼中含泪,心中憋闷不已。虽然,去年春节期间我曾打电话去他家问候拜年,六七月中,我所写一篇关于《钟山》与京中评论家何西来等人的友好合作的忆旧文字,电传给他时,他曾阅后推荐给《南方文坛》刊发。其后,陆续得知他身患重病,作为远方的朋友,我也只好暗中为他祝福,并时在念中。

  谁料想,西来兄竟这么快就抛下家人和老友,阖然长逝,驾鹤西去了。想起“文革”中的患难之交,念及“文革”后我俩在文学评论工作中的友情合作,我禁不住长叹一声:悲夫,大何!

  随着一声悲痛的叹息,我不由得忆起我与大何长达四五十年的友情交往。虽然,我一向不大赞成和平年代里轻率地用“战友”一词来指认朋友,虽然近几年来,“同志”一词也不大时兴了,但我如今来写这篇忆旧文字时,对大何我只能用“战友”与“同志”来表述我俩的交往,方能准确贴切地表达出我俩兄弟加文友般的友情。

  倘若可以借助某名人所言“文革”是一场“全面内战”的话,那么,称我与大何是“文革内战”中的战友,便无多大差谬。记得,在1966年五六月间的学部大院内,正面临着大字报海洋、大批判战场的临战状态,几近“战火纷飞”的境况,并逐步形成两派群众组织尖锐对立,气氛十分紧张。大约于1967年底,大何与我所在的群众组织终因反对吴某、林某二人,怀疑王、关、戚,而被打成反动组织。随后,有人被毒打批斗,有人被抄家点名,而大何作为头头,先是在全所辩论会上舌战群儒应对裕如,赢得了我等青年学子的信任;继而在批斗会上,他也能沉着应对,从不乱咬互揭,推卸责任以求自保,充分显示出他颇有遇事不慌、临危不惧的大将风度。其后,王关戚倒台,我派翻身掌权,对对立派组织开展清查“516”反动组织,大何与被称为摇羽毛扇的许公等人也保持清醒头脑,从不乱打乱杀,借机报复。因而,文学所在“文革”十年内乱中,始终没有屈打成招、武斗致死的现象。虽然,在文学所造反组织的纷乱格局中,大何常因掌握政策的稳妥,而被一些激进者视为“鸡头”(右倾机会主义)和“老别”(别有用心),而在我心中,却始终十分钦佩大何为人的正派与睿智,他的人格力量当然也赢得了文学所众人的认可。

  尤其是十年“文革”期间,大何评说天下大势,预测国内政局变动,其敏感性与准确率,令我等学子十分感佩惊奇。据说1976年10月6日前,大何回临潼老家探亲时,曾预测等他探亲归来之日,必是“四人帮”垮台之时。待到10月中旬,他探亲归来,果如他所言,“四人帮”已被关押审查了。这不能不让我等青年书生叹服不已。

  1974年年底,我因家庭原因调回江苏省出版社从事文学编辑工作,我与大何的战友情谊非但没有冲淡降温,反而升格为一种文友间文学事业上的友情合作。1976年“四人帮”垮台,文学所业务工作渐转入正常的范畴,大何作为人大文艺理论班才子和高材生,其文学才华和理论功底,又让他有了施展抱负和才能的大好时机。而我那时在南京参与《钟山》编辑工作,时常出差北京组稿,这就为我俩的友情合作,提供了极为良好的便利条件。

  曾记得,作为省级地方刊物,《钟山》创办初期在首都文学界几乎毫无影响,一些作家和评论家并不认可《钟山》,我作为《钟山》编辑赴京组稿,非但吃住在首都一些地下室内,更经常受到一些著名作家的冷遇,甚至常吃“闭门羹”,被拒之门外。在我组稿工作最困难最难堪之际,又是已任《文学评论》副主编并身兼著名评论家的大何带我去拜访李国文、邵燕祥等人,并帮我提高了刊物在京城文学界的影响和声誉。以后,每逢我赴京组稿,又大都是大何夫妇帮我安排住宿,并请我上劲松九区他家里,好好撮上一顿,胡乱吹上一通。

  当然,更让我难忘的是,在他家里的书房里餐桌上,我们还共同商定了创办“作家之窗”专栏,以吸引著名作家和评论家及文学评论界的目光,扩大《钟山》在首都及全国的影响,提升刊物的声誉。为此策划,他不仅亲自带领我拜访他所熟悉的作家,还亲自动笔为《钟山》“作家之窗”专栏撰写了关于李国文、王蒙等的作家论。这些作家论不仅扩大了《钟山》的影响,成为大学当代文学教学中的重要参考资料,也充分展示大何作为当代评论家的学术水平和学术成就,并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大何对新时期文学批评的突出贡献。

  作为战友与同志,我更忘不了“文革”风暴和新时期前后,或在学部大院,或在河南五七干校,或在会上,或在他家中,议论文学发展趋向,探讨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时,他那滔滔不绝知识渊博的演讲,或是亲切悦耳娓娓动听的倾诉。虽然,出身西北农村的大何,比出身江南农村的我,年龄只大一岁,但我一直不仅是把他当作兄长,也当作师友相待的。我返回南京工作,他在北京上班,我俩的联络从未中断,除了编务、写作之外,每当逢年过节,我们总也忘不了电话联系,互祝新年安好。2004年我俩退休之后,我赴承德旅游路过北京,他还帮我约见邵燕祥一家在新侨饭店欢愉聚餐,并摄制了两张聚会照片。回宁后,我一直将照片置于书柜醒目之处。未曾想,这竟是我与他的最后一张纪念照片了。

  大何走了,却把作为战友、文友和同志的悲痛,永远地留在了我的心中。虽然,近几年来,岁月不饶人,我与昔日的一些战友与文友大都已年近七老八十,年迈体弱,疾病缠身,其中大我几岁的许公、栾兄前几年均已作古,但未曾料想,大我一岁一向健康的大何遽尔辞世,离我而去。呜乎大何,悲也大何!

  得知大何病逝,我连夜翻阅他昔日赠我的文学专著和写给我的书信,还有他给《钟山》创刊二十年的亲笔题词,及参与《钟山》太湖笔会时他与我及与会作家的合影。往事历历在目,悲情委实难抑,眼中的泪珠几落笔下矣。

  大何兄,你且一路走好!我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定会在九泉之下再次相聚的。有许公、栾兄还有我和你相伴,你不会孤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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