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小说里的生活(高明娟)

　　读《红楼梦》前八十回，几乎全是琐碎的生活，可是那生活细腻有诗情，高鹗续写的后四十回情节跌宕起伏，只是细节和才情比前八十回就差了些火候。看汪曾祺的小说，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全是小人物的小生活，但那人物个个精神，那生活细节格外见功力。

　　在汪曾祺的笔下，真的是行行出状元。

　　《鸡鸭名家》写了炕小鸡的状元余老五和赶鸭状元陆长庚。余老五何以是状元？他炕出来的鸡跟别家的摆在一起，来买的人一定买余老五炕出的鸡，他的鸡特别大。他让小鸡的绒毛都出足了。别的师傅都不敢等到最后的限度，生怕火功水汽错一点，一炕蛋整个地废了。余老五总要多等一个半个时辰，这一会正是小鸡放绒毛的时候。道理是谁也知道的，可是别人得不到他那种坚定不移的信心。“这是才分，是学问，强求不来。因此他才配提了紫砂壶到处闲聊，除了掌炕，一事不管。”

　　而赶鸭的陆长庚就更厉害了。运鸭不像运鸡。鸡是装了笼的，赶鸭是人在船，鸭在水。鸭子路上要吃活食，运到了才不落膘掉斤两。一程十天半月，经过长江大浪，全凭一根竹篙。赶鸭是个险事，不是外行冒充的来的。可是汪家的长工倪二为了省钱偏偏要冒这个险。结果三百多只鸭子全丢了，只好花十块大洋找陆长庚。陆长庚把篙子平着，在水上扑打一气，嘴里啧啧咕咕不知道叫点什么，鸭子从四面八方，从芦苇缝里一起奔向他小船的四周。他站在高处四面一望，就看出多了别人家的一只老鸭子——“新鸭子拉稀屎，过了一年的，才硬。”“我也不要你多，只要两只。这只六斤四两，这只六斤五两。”他拎起两只鸭，人们用称一称，一点都不错。“拎都不用拎，凭眼睛说得出这趟鸭一个一个有多重。不过先得大叫一声。鸭身上有毛，毛蓬松着看不出来，得惊它一惊。一惊，鸭毛就紧了，贴在身上了，这就看得出哪只肥，哪只瘦。”

　　这些细节真不知汪曾祺是怎么观察出来的，这真是一种天赋。他在《自报家门》里说：“有人问我是怎样成为一个作家的，这跟我从小喜欢东看看西看看有关。这些店铺、这些手艺人使我深受感动，使我闻嗅到一种辛劳、笃实、轻甜、微苦的生活气息。这一路的印象深深注入我的记忆。 ”

　　汪曾祺的笔下，不只是行行出状元，而且这些“状元”都有难得的可贵品质。正像他自己所说：“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

　　像《鸡鸭名家》里的余老五，因为炕小鸡的技术高超，人们都说不是他吃老板，是老板吃着他。没有余老五，余大房就不成其为余大房了。没有余大房，余老五仍是一个余老五。什么时候，他前脚跨出那个大门，后脚就有人替他把那把紫砂壶接过去。每一家炕房随时都在等着他。每年都有人来跟他谈的，他都用种种方法回绝了。后来实在麻烦不过，他就半开玩笑似的说：“对不起，老板连坟地都替我看好了！”余老五这种忠贞不二的操守，在这个唯利是图、员工时刻想着跳槽的今天，显得尤为可贵。

　　同样让人心里温暖的还有《茶干》里的连万顺酱园的老板连老大。连老大做生意信用好。乡下人提着十斤的油壶来打豆油，把油壶往柜台上一放，就去办别的事去了。等他们办完事回来，油已经打好了。乡下人从不怀疑油的分量足不足，成色对不对。多年的老主顾了，还能有错？他们要的十斤黄酱也都装好了，豆酱拍得实实的。连老板为人和气，对孩子也很和气。连万顺每年预备一套锣鼓家伙，供本街的孩子敲打。到了元宵节，孩子们牵着兔子灯，灯里的蜡烛快点完了，连老板就会捧出一把新的蜡烛来，让孩子们换上。“预备锣鼓，给孩子们换蜡烛，这些，连老大都是当一回事的。年年如此，从无疏忽忘记的时候。这成了制度，而且简直有点宗教仪式的味道。连老大为什么要这样郑重的对待这些事呢？这为了什么目的，出于什么心理？实在令人捉摸不透。”和气生财，没错的。精明的最高境界是厚道。

　　汪曾祺填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是冲着沈从文去的，而沈从文小时候上学塾的时候，也是喜欢“东看看西看看”的：他看针铺的老头磨针，看伞铺的学徒做伞，看剃头铺的师傅刮脸，看豆粉作坊的骡子推磨....。。现在的人们，行色匆匆，凡事依赖网络，很少有人静下心来慢慢欣赏多姿多彩的生活，写小说讲究抓眼球，可是却很少有让人回味无穷的细节。

　　汪曾祺说：“一个作家对生活没有熟悉到可以随心所欲、挥洒自如的程度，就不能取得真正的创作的自由。”

　　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要想写出好文章，还是给自己留出时间，东看看西看看吧。

　　(《水蛇腰》汪曾祺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