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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泰昌:走进叶圣陶家大院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5年01月14日11:48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 
  今年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文学家、教育家、编辑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新中国中小学教材建设开拓者和奠基人叶圣陶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文艺报》原副主编吴泰昌写的《我了解的叶圣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从他与晚年叶圣陶近距离交往的独特角度,用朴实、纪实的文字,从不同方面,真实地勾勒叶老的人生轨迹和人品文品。  今年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文学家、教育家、编辑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新中国中小学教材建设开拓者和奠基人叶圣陶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文艺报》原副主编吴泰昌写的《我了解的叶圣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从他与晚年叶圣陶近距离交往的独特角度,用朴实、纪实的文字,从不同方面,真实地勾勒叶老的人生轨迹和人品文品。
  

  前不久,我们北大同学相聚,在西城一位同学家里,约定中午十一时。大家陆续汇齐,已近下午一时了,不是交通堵塞,而是他的居处周围新楼耸立,原来熟悉的小道也拓宽了,明明知道那小院在那里,偏偏就是难以走近它。大家在刺骨的寒风中,深切地感到北京城市的快速变化。但也有些城市角落变化的足迹极小,还是我半个世纪前来京时的印象,就像东四一带那十几条胡同里一座座幽深的四合院。

  东四八条,是我跑得较勤留下记忆较多的一条胡同。1975年秋天,《人民文学》杂志复刊,我从河北调回北京,就是先到这家刊物工作,编辑部就在八条一幢小楼里。楼的对面,是一座大宅院。这座四合大院是东城区旧居保护单位,可想它的年头,和它主人的名声。这些我从未探询过,至今也不明晰。我只知道1958年叶圣陶先生就住在这里。当时我们北大中文系1955级同学正在集体编著《中国文学史》《中国小说史》,我参加近现代部分的写作,曾冒昧地写信向叶老请教。叶老很快回了我一封信,约定了时间在东四八条71号接见我。后来因叶老临时有事取消了这次接见,但八条71号我却牢牢地记住了。当我第一天到《人民文学》杂志社上班时,自行车刚放下,转身就见到了门牌上的“71”,我暗自欣喜。二十年后,我准会有机会见到他——我崇敬的叶老,准会有机会听取他的指教。

  建国后,叶老长期担任教育部副部长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我有几位师弟在他手下做编辑工作,多次提醒我叶老对编辑出版工作要求极为严格,他的工作作风是一贯的严谨、认真。我带着这点心理准备登门去向叶老求稿了。中国作家协会所属的《文艺报》《人民文学》《诗刊》,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就被迫停刊了。《人民文学》是最早复刊的,中国作协当时尚未恢复,刊物归出版局管辖。编辑人员多半是《人民文学》原班底的,我是原《文艺报》的,又外调了一些人员。在那个年代,在那个特殊的环境里,《人民文学》的复刊,给文艺界带来一些希望。刊物领导动员我们积极组织一些可以亮相的名人的稿件。副主编严文井一再催促我,赶快去向叶老求援。

  我勇敢地敲开了大门,径直走向后院。我知道叶老有早起的习惯。最初我多选择清晨上班前去,经常见到的是,叶老戴耳机在听广播,至善在伏案工作。叶老几乎每次都满足我们的请求。我常常带着庭院里的那棵时而茂盛、时而光秃的海棠树的印记兴冲冲地跑回编辑部。

  1976年10月24日,首都人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粉碎“四人帮”盛会,我请叶老为刊物写首词。第三天上班时,我就收到他送来的大作,并附了一封给我的信:“泰昌同志:承嘱写稿,勉成《满江红》一阕,今送上请同志们审阅。排版时希望照此式样,校样来时,让我看一下,想都能办到。即请刻安。叶圣陶10月29日上午。收到时希来一电话,我处电话号码为四四二四八八。”

  读着叶老的这封信,既感动又不安。感动的是,德高望重的叶老字斟句酌之作,还要请“同志们审阅”,足见他对晚辈编辑工作的尊重。

  “排版时希望照此式样,校样来时,让我看一下”,足见叶老办事之认真,为人着想。作为一名合格的编辑,叶老这些要求,理应主动去做的,为什么叶老要强调说明他这些要求“想都能办到”,就因为,我们曾编发叶老大作时没有做到。

  在此之前不久,叶老曾给我一封信,他在这信中说:“刚才接到《人民文学》九月号,看了目录,十页魏作,三十四页晓星作,五十八页拙作,题下都加括弧,内排‘诗’。这三题都标明词牌,是‘词’不是‘诗’显然可知。现在看报上文章,听人口头说话,我从而知道有些人已经不分‘诗’和‘词’了。《人民文学》在目录里这样写,将会推进不分‘诗’和‘词’的趋势。这好不好,似乎可以考虑。我懒得去查以前各期,不知道以前在目录里对于‘词’怎么处理的。还有三十三页光未然之作是‘诗’,目录里没有标明。叶圣陶十月六日下午。”

  说实话,如果不是我当时已感受叶老为人的大度宽容,对晚辈的爱护,读了他这封信后,我是绝没有脸面再去请他赐稿的。叶老自己的作品发表前反复斟酌。1976年11月1日上班时,我刚收到他家里人送来的一篇文章,不到一小时,又收到他送来给我的一封短信,“拙稿匆促送上,经重新斟酌,有好几个字需要改动。因此,待排样送到时,务希交下,容我自己校毕。不胜盼祷。顺请刻安。叶圣陶十一月一日上午。”

  我记住他常说的这句话,写作、编辑,为的就是读者。在日常交谈时,叶老的言语也是十分认真的。有次我听他谈文坛新发生的一些事,我前脚回办公室,刚沏上茶,就收到他派人送来的一封信,告我刚刚他谈的某个情况人名记错了,叫我别再外传。至善长期与叶老生活在一起,他的工作、写作、为人的严谨、认真,深受其父的影响。1983年,至善、至诚兄弟编辑出版了《叶圣陶散文》(甲集),校刊之精细不说,内容之丰富令人对散文大家叶老有了更充实新鲜的认识。编者花了很大功夫,查找到了叶老建国前用各种笔名发表的散文有五十多万字,又经叶老本人和编者筛选,甲集里收录了近四十万字。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多卷本《叶圣陶集》,是叶至善、叶至美、叶至诚编选的,在我阅读近些年各地出版的诸多《全集》《文集》中,我以为《叶圣陶集》至少在注释交代之翔实、说明扼要准确方面是突出的。

  叶老是位非常念旧、重感情且爱憎分明的长者。他与长篇小说《风雷》的作者陈登科,估计没有太多的往来。但他知道陈登科在文化大革命中因《风雷》遭难,这个“难”还殃及该书责编江晓天,非常气愤。1978年5月,登科从安徽来京,要我向叶老代求墨宝。叶老很快就写了《书赠陈登科》:“诬指风雷是谤书,到今魑魅竟如何?料因皖境新猷富,正喜挥毫绰有余。”叶老在当天的日记中点出“新猷”系指万里同志。万里时任安徽省省委书记。上海魏绍昌先生,是位对文艺史料痴迷的收藏家。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赵丹和白杨书画合作,为他搞了本《红楼梦咏菊诗意图》,赵丹画菊花,白杨录书中诸人之诗。魏先生请京沪文化界一些名人为该“图册”题诗词或跋文。1979年5月,当“图册”传到叶老处,他很快题了诗:

  舞台联璧群称久,文苑交辉我见初。老眼晴窗洵一乐,赵丹画与白杨书。红楼分咏菊花诗,诗与其人才性宜。此是雪芹高手笔,不徒对话耐寻思。

  1980年10月10日凌晨,人民艺术家赵丹同志病逝,为了纪念他,文化部、中国文联于10月20日下午在首都剧场举行悼念赵丹同志大会,请叶老出席,叶老时在病中,他执意要去。那天上午至善正好另有会议必须参加,因这个纪念大会也请了我,至善请我陪叶老去。会进行一半时,叶老发烧了,得赶快回家。上车前,叶老还嘱咐我向会议主持人说明,他请假先走了。

  1984年,上海《文汇报》曾约我写“书山偶涉”专栏,第一篇我写了《最早评论<子夜>的文字》,说的是1933年1月出版的第三十一号《中学生》杂志的扉页上有一则介绍茅盾《子夜》的提要。我在文中说这则提要很可能出自同是出版《子夜》的开明书店和《中学生》杂志的主要编辑叶圣陶之手。叶老看了拙作后对我说,这则提要可能是徐调孚写的,如查实确是调孚先生写的,叫我以后有机会时更正一下。我告他有文章说他当年看重《子夜》,特意题签。叶老说,看重是事实,题签也是事实,但特意就未必了,因为当年开明出版的不少书的书名都是我书写的。

  1978年《文艺报》复刊后,我又回到《文艺报》工作。办公地点离叶老家稍远,但骑自行车还顺路。复刊之后的《文艺报》,急需一些有分量的文学大评论。促使我想去请叶老写评论,是因为叶老写过大量的现代名著的评论。最直接的因素是,1962年我的北大同级同学孙幼军出版了童话《小布头奇遇记》,受到叶老赏识,并发表《谈谈<小布头奇遇记>》,我决心去试试。当时作家于敏刚出版了长篇小说《第一个回合》,是写解放初经济恢复时期东北某个钢铁基地的故事,《文艺报》想评论一下。我向叶老提出这个请求,叶老说现在眼睛越来越不管用,看书报戴了老花眼镜还得加个放大镜。听了他的话,我顿然感到我这个请求太不近情理,虽然叶老当场并未拒绝。回报社谈起,都说太难为叶老了,别再催。此后我几次去叶家,都不再提及此事。5月下旬,全国文联在西苑饭店开会,我在大会工作,突然收到叶老通过大会办公室转寄给我的信:“泰昌同志:我参加出外参观学习,未能出席文联的会。你嘱我写《第一个回合》的介绍,已经勉力写成,请驾临我寓取去。为陈登科同志写的字,可以同时取去。下月中旬末回来,届时希望来谈谈,即问近佳。叶圣陶五月二十六日。”

  取回介绍《第一个回合》的文章,才知道叶老是从收音机里陆续听完这部小说的,一天半小时,听了三个来月。所以用的题目是《我听了<第一个回合>》。文章不短,数千言。叶老对小说中的情节、人物、描述均有细致的分析。可以想见,他每天听半小时,一边听,一边记。为何叶老那般有毅力有热情地评论这部小说呢?他在文中写道:“这部小说写的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题目叫《第一个回合》,也很有意思。现在,咱们正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更大的回合,这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把咱们中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在这个时候,回顾一下解放后‘第一个回合’,回顾一下‘第一个回合’的胜利是怎么得来的,将会鼓舞咱们的斗志,坚定咱们的信心。所以我几乎逢人就介绍这部小说,现在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也在于此。”

  方之的《内奸》荣获1979年中国作协主办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我清楚他和叶至诚志同道合、私交甚笃,写信给同在南京的至诚,请他们俩分别或联名为我们写一篇。第十期《文艺报》发表了方之、叶至诚的《也算经验》。不久,方之因病去世了。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编辑部叫我物色一位合适的作者写篇纪念文章,我想到了至诚。我写信给至诚,很快他就寄来了《方之的死》。他在随文章同寄给我的信中说:“《方之的死》我也以为在《文艺报》上发表的好,与《也算经验》相响应,向读者交代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露头角的一位有才华、有良心的青年作者的结局。写这篇短文,心中有一种愤慨,谁说十七年的文艺路线完全正确呢?把事实摆出来看看。”《方之的死》在1980年第一期的《文艺报》刊发后反应很好。这不仅是至诚散文创作中的佳作,也是1980年散文创作中的硕果。

  有次我去叶老家,同他谈起至诚的这篇文章,他说,好文章不在长短,重要的是要有感而发。由此我联想起,叶老的挚友夏丏尊先生1946年怀着满腔忧愤去世,叶老写了三百多字的短文:《从此不再听见他的声音》。1988年,叶老去世后,每当我走进71号大院,叶老那洪亮的声音依然在耳边回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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