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良老年”的自供状(王淼)

　　《也无风雨也无晴》 沈昌文 著 海豚出版社 2014年8月

　　《宽容》等书籍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打开了国人的视野，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所谓“新启蒙运动”，起到了某种推波助澜的作用。

　　读沈昌文先生的回忆录《也无风雨也无晴》，第一个感觉就是有“料”——沈先生是资深出版人，自建国初期进入出版界，数十年来，既亲身经历了出版界所有的重大事件，也亲眼见证了出版业的风云变幻。

　　他的回忆录包括十七年的出版情况，文革时期的出版情况，以及改革开放之后出版界发生的种种变化……内容涉及到彼时众多隐秘的出版内幕和人际纠纷，站在个人的视角上回望如是种种，不仅看得格外清晰与真切，同时也极富个人传奇色彩。从这个角度上说，沈先生的回忆录其实已经远远超出了他个人的范畴，毋宁说也是一部颇具史料价值的中国当代出版大事记。

　　沈先生初入出版界，正值新中国出版业刚刚起步之际，他从底层开始做起，伊始即得到了许多老出版家——如胡愈之、王子野、陈翰伯、陈原等人的指导和提携，可谓受益匪浅、收获良多，并从此决定了他的出版视野与志向。

　　如果将十七年的出版经历看作是沈先生的学徒生涯，那么，文革时期的出版经历，则不妨看作是沈先生逐渐形成自己对特殊语境下的出版的认识与策略，并为他后来主政三联书店的出版方向埋下了伏笔。比如，文革时的境遇使得沈先生得以接触许多文化界的“牛鬼蛇神”，在这个过程中，沈先生不仅认识到“中国的事情有改变的必要”，同时一点也不以这些“牛鬼蛇神”的“政治污点”为忤，而是真心拜他们为师，从而积累了一笔丰厚的人脉资源，并在以后的岁月里将其转化为“善为书商的法宝”，为自己改革开放后的出版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主政三联书店的十年，可谓沈先生出版事业的鼎盛时期，正是在此期间，三联书店陆续推出了一大批足以启人心智、发人深省的好书，沈先生本人也得风气之先，站在了彼时思想解放的最前沿——像《宽容》的出版，即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文革对于个人生活的禁锢；《情爱论》与《性心理学》的出版，则是对情爱与肉欲的“拨乱反正”；《异端的权利》的出版，让读者深刻地体会到集体体制对于人性的摧残达到了何等令人发指的程度；《第三次浪潮》的出版，为读者提供了解读人类现在和未来的永恒路标……另外还有“现代西方学术文库”与“新知文库”等套书、丛书的出版，都曾经在彼时的思想文化界激起过巨大的反响，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这些书籍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打开了国人的视野，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所谓“新启蒙运动”，起到了某种推波助澜的作用。

　　读沈先生的回忆录，可知沈先生少年时代并没有接受过多少正规教育，他只读过一年初中，侧身出版界后的业绩与作为，几乎全部仰赖自学。沈先生曾经自陈：“我从小就比较‘识相’，比较不怎么捣乱。”

　　小时候的生活态度沿袭在他的出版事业上，则逐渐演变为一种“知所趋避”的处世哲学，其间真义，在于首先善于保护自己，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收益，这不仅让他安全度过了文革的荒诞岁月，也使得他在出版界处变不惊，能够在特殊的语境中妥善地解决困局。

　　沈先生敢于触及内心的“小我”，对自己做过的事情既不刻意隐瞒，也不过多辩解，他承认文革时的“忘恩负义”，从不讳言他与范用先生之间的矛盾，他说：“我不是出身于学术世家，对于读书明理，从来只认为是一个人生求饱的出路，而不是学术向往。”话说得实在，也真实道及二人产生矛盾的根源。

　　退休后的沈先生常以“不良老年”自谓，他总结自己平生的出版策略，不过是“吃喝玩乐、谈情说爱、贪污盗窃、出卖情报、坐以待币”二十字而已。沈先生坦言，自己一辈子也达不到韬奋和范用等人的境界，因为他只是以功利观念寻求出版的应对之道，他之团结文人、笼络部下，也同样是出于功利目的。他列举出主持《读书》杂志时应对“一仆二主”的种种，牟其中资助《读书》读者见面会的逸事，以及“革命就是请客吃饭”的细节，无不印证了他的出版策略所产生的实际功效——不管手段如何，沈先生已然达到了自己出版的目的，至于别人如何看待，那与他有什么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