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农民诗歌创作的家园情结(刘钊)

　　新世纪以来，底层写作受到文学界的关注，研究者纷纷从文学名家和经典作品中挖掘底层写作的精神内涵。很快，一批关注现实城市底层人群生活状态的作品出现，“草根意识”、“打工文学”概念随之在批评界出现，直至今日亦为文坛的一个重要话题。然而，底层写作、草根意识和打工文学这些名头无非是小说家、批评家们居高临下、俯视生活的一种姿态，他们对“底层”现状的描绘或许是真实的，但他们所代言和想象的那个“底层”的精神世界却蒙着厚厚的帷幕。直到2012年2月，吉林德惠农民、“打工诗人”杨成军从央视《焦点访谈》直播间走进公众视野，他的《我是一个建筑工人》、《哥们儿，别想家》、《如果有可能》等诗作真正揭开了底层群体精神帷幕的一角。杨成军是全国农民工诗人群体的代表，如果说，他的创作是吉林文坛对当下文学创作的一个贡献，那么，吉林作家协会新近主编出版的《吉林农民作家作品选》(时代文艺出版社，2014年8月)无疑是一个新的贡献。

　　《吉林农民作家作品选》收录了55位农民作家的小说、诗歌、散文作品。虽然文学的本质是虚构的，任何文体的文学创作都离不开虚构，但在现实主义创作传统醇厚的国度，特别是在并不追求现代主义表现技巧的农民写作群体中，“真实”永远是他们对文学最质朴的理解。因此，在这本作品选中，作为“言志”的诗歌作品在思想成就上更为值得关注。华生、李子燕、姝燕、吴冰等22位诗人均为土生土长的吉林农民，他们或者已经进了城，或者仍然

　　生活在农村基层，但是他们的诗歌共同表现出对于吉林大地上的故土、亲人的拳拳深情，体现了浓郁的热爱故乡的家园意识和情结。

　　首先，恬静的乡野风光和农耕景象规避了城市的喧嚣和虚妄，让读者感受到时代生活坚实的一面。农民诗人具有共同的生长背景，即在农村出生并长大的经历，这是他们得天独厚的创作资源。他们最熟悉的那些乡野风光与农耕景象是那些走马观花的城市采风诗人难有的生命体味。姝燕的诗笔细腻地描绘了乡野特有的景象：田埂上的青草、涓涓流淌的小河、绿蛙和青虫的鸣叫、牵牛花缠绕的篱笆、雨珠溅起的满地泥花、老屋里呼出的袅袅升腾的炊烟……这些在诗人的脑海中永远挥之不去的景象恰恰是现代化的车轮碾碎了的许多城市人的记忆。当她一次又一次地踏上归乡之路，回访家乡美丽的风景时，不能不说这是一位诗人最值得庆幸的事。地之仆是一生未离开土地的诗人，他对土地的情感聚结在种子、青苗、收获这些农耕的物象上。和他一样，欧希利的诗歌吟着黑色的土地、绿色的庄稼和黄色的收获，“秸秆对其的柴火垛/高擎着村庄的温暖/场院搭建的苞米栈子/装满一年的收成”(欧希利《我是农村人》)。村庄不仅是农民生命的根，还是诗人每一个流年的畅想。

　　“我同季节一起赶往春天的路上/把对春的爱恋洒向故乡的田野/累了就躺在春天温暖的怀抱里/和麦苗一起泛青”于佳琪在《春天的诗笺》中写下的这些诗句，是城市诗人难以体验的感动。季节是城市生活中已经麻木的时间表，在乡村世界却演绎出农民诗人无数动人的诗篇。于佳琪把春天中每一个不被城市人注意的时令都做了诗化的阐释，立春，是追逐春天的梦的开始；雨水，拉开了万物复苏的序曲；惊蛰，传递着花开的信息；春分，奏响了春天的旋律……这些农村诗人在城市之外宁静而温暖的村庄里就是这样凝结着自己的诗情，寄托着自己的梦想，让整日碌碌奔波的城市人无法企及。同时，他们又把“我是农村人”这个简单的句子说得响当当，因为他们生活在这样的乡下，并不缺少希望和梦想。“我把我的一切/都交给了这块土地/……只能用单薄的翅膀/丈量着每一寸土地上的天空”(张彦江《我与土地》)。诗歌究竟是哪些人的圣殿？吉林农民诗人脚踏黝黑黝黑的土地、头顶瓦蓝瓦蓝的天所写就的这些诗句永远是在雾霾中皱着眉头的城市诗人们无法捕捉到的原创性的生命味道。

　　其次，乡村伦理道德中的至尊、至纯、至善、至美是乡土诗歌的灵魂和魅力所在。无论是现实的家园还是灵魂的家园，总是离不开人与物这两个因素。如果说，耕耘的土地和乡间的景色为农民诗人提供了寄予家园深情的媒介，那么，养育他们的父辈更是他们生活和创作中无法割舍的血脉，成为他们讴歌自己的家园的灵魂。岁月是一个人的生命刻度，总要在生活中留下痕迹。母亲给予大多数人最深的记忆是日常的缝缝补补、洗衣做饭。可是，诗人们在讴歌母亲时往往善于将这些庸常、琐屑又难以忘记的日常生活图景镀上一道耀眼的光芒。因此，王志发对母亲斑驳的时光岁月的记录，选择了旧衣服这个新颖的视点。妈妈手中那些陈旧的衣服被她在阳光下翻来翻去地晾晒，然后又“认真地折叠成了不同的年代”，有了诉说时代的意蕴。与之相比，女诗人对于母亲的回忆虽然也少不了她们辛勤劳作的背影，却又总是会留下自我性别感悟的印记，少不了以自我的体验去感叹与赞誉生命的存在。吴冰的诗就是这样的。在女人的史诗中，生命的长度是可以延伸的。女儿的出生是女人生命的延续，总是给女人带来喜悦和希望，而身为人母之后，母亲与祖母上一辈、几辈女人慈祥的微笑和粗糙、皲裂的手掌撑起来的却是女人对于自我身份的认同。在乡野大地上，女人养育儿女的责任编织了她们生命的坚忍，中年丧偶、儿子夭折等不幸和痛苦“都成为她们风干的传说”，变成命运对于她们的一次次敲打和考验。

　　父亲的形象在文学创作中往往是超越了日常生活中写实的人物关系的，常被隐喻为传统文化的载体。在吉林农民诗人的创作中，父亲不仅是文化的也是现实的。现实中的父亲的身影是沧桑的，是与老屋、昏暗的灯和不停地咳嗽联系在一起的，同时，父亲也是童谣、飘摇的疤痕、盐碱地的开拓者、成熟的粮食的播种者和收获人(陈宝田的诗)。吉林大地孕育了女真人的文化，站在这块土地上回望历史的诗人，自然把思想的缰绳“停在女真人/创建的历史坐标中”。高森林的《女真后裔》《历史的守望——乌拉怀古》等诗作，穿越了父辈的时间阻隔，在历史的长河中追寻祖辈血脉的承传。一个女真后裔在缅怀历史时，旌旗、烽烟、烈马、响箭所铸就的铁血风骨总是使其倍感荣耀。然而，这种对于本民族的光荣历史而产生的自豪感又不是浮夸和虚无的，它时刻鞭策诗人进行自我反思，遗憾“被自己擦亮的时光/是那样少”。虽然高森林的诗也离不开炕头、母亲、灶火、荒野中的紫色野花这些乡村世界的人与物，但他的诗歌很少进行表象的描摹，更注重去叩打历史的大门，敲击自我心灵的窗。这在农民诗作中是难能可贵的。

　　除了父母挚爱，爱情主题的诗歌数量虽然不多，却以其纯洁和质朴的而夺人耳目。张宏敏的《供奉》、地之仆的《收获——给我的妻子》、王甲云的《猜想》《沙沙的声音》等。这些表达情感的诗歌含蓄、朦胧、真挚，既无满足欲望的聒噪，也无过度消费情感造成的空虚。诗人笔中的父母、儿女、夫妻之间的伦理亲情像乡村大地一样淳朴、厚实。崔秀梅的《龙湾情思》本是诗人为自己的家乡辉南龙湾所作的一首借景抒情之作，因为采取了向对方倾诉的表达方式，很像是一首情诗。当然，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境界不仅存在于人与人之间，也存在于人与物之间。况且，一段动人的倾诉传达给读者的善与美的感觉，为何在意其为物还是于人呢！

　　再次，在整个社会聚焦于城市的时代氛围中，农民诗歌创作却警醒地与城市保持着距离，诗人们始终在城乡交错中辩析着“回家”的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三中全会的35年间，农村的经济发展始终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乡村社会发生的变化在规模上和深度上都要远远超过号称国际化都市的崛起。这样深刻的社会变革必然对农民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情感世界产生巨大的冲击。当他们从乡村走进城市，卷入城市的繁华时，他们仍然能够清醒地确认“我是农民”，表明他们并没有迷失于光怪陆离的物欲世界之中。正如杨成军在接受采访时所谈到的，他因为要供孩子上学才选择进城打工的。每一个走进城市的农民都怀揣着自己的梦想。固然，农民工群体在城市中生活十分无奈，但从精神世界来看，居于城市的绝大多数普通市民未必就能够放下负担轻松地生活。

　　与杨成军等创作的农民工诗歌有所不同的是，吉林农民诗人无论是否离开了自己曾经的故乡，他们没有更多地陷入物欲陷阱，并不是城市生活中真正意义上的“草根”。即使他们不排斥自我命名为“草根”，但他们的“草根文学梦”(李子燕：《抓住草根的尾巴》)无非是上世纪50年代延续下来并有所转型的乡村文学梦而已。因为他们所遭遇的来自城市生活的挤压并不强烈，况且又能进退自如地在城乡间穿行，所以他们有能力暂时退居在乡村世界，排遣城市积郁下来的烦闷。王志发的《家在途中》表达的就是自己对于城市的认识。“迷乱的霓虹灯/摇动着彩票的消息/摇来摇去，也摇不出故乡的天明/我的目光支离破碎/被广告牌分割，拼来拼去/也拼不成母亲肩头的补丁/命运总是开出背井离乡的罚单/也无法阻止一次次心的违章/今夜我要沿着鸡啼回家/闯城市的红灯/在一根白发上直行/走过一段黑白相间的道路/让车抱紧田垄去倾听泥泞”。此外，刘长福的《春来松花江上》、李子燕的《只想静静地守望你》等诗作虽然不像王志发这么直白地表达逃离城市的愿望，却以对故乡的浓厚情感表达了对乡村的认同。

　　吉林农民诗歌创作与批评界论及的“草根文学”也有所不同。归根结蒂，“草根文学”还是属于作家文学创作的，创作主体志在揭示城市生活中地位卑微的打工群体艰难生存的日常生活场景，挖掘他们悲观无奈的情绪。为此，有批评家犀利地指出，小说家不要再把笔戳在这些底层人本已结痂的累累伤疤上，不要以触碰他们痛苦的心灵来填补自己写作上的虚空。事实上，草根文学的创作者和批评家犯了同样的一个错误，即他们摆出精英的姿态俯视底层，想象着底层人生活的艰难和困顿，并把他们描绘成已经难以承担精神压力的重负。然而，通过阅读《吉林农民作家作品选》，让作家和批评家看到了一个共同的事实，农民的物质生活不及城市市民优裕，但是他们的精神世界却并不贫瘠。在乡村，他们有土地，有赖以生存的基础，他们还有梦想、有追求。如果简单地把他们的生活描述成苦难，特别是需要文学批评家们指手划脚的一种深重的苦难，他们在面对困境时的乐观和希望反而被遮蔽了。

　　杨成军被采访时说：“我心底始终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再多一个人能够欣赏我的诗。现在有这么多人关心和支持我，那些和我一样有梦想的普通群众，也一定会看到更多的希望，勇敢地去追逐梦想。”梦想是一个人、一个民族发展的动力，怀有不动摇的梦想本身就是一种信仰。也许，这些农民诗人并没有高远的理想，他们就是想守住自己的宁静、安稳的家园。因而，他们在诗作中极力抒发自己对故乡的爱、对父母的爱、对儿女的爱。同时，他们一定与杨成军一样，希望有更多的人阅读自己的作品，理解自己的文学梦想，那么，《吉林农民作家作品选》的编辑出版让更多的人读到了来自吉林乡间村落的梦想，这既是对这群追梦人的肯定和鼓舞，又承载着时代的责任与文学的责任。这正是它的价值和意义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