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在文化对视与反思中(李德武)

　　对话是人与人之间交流最为普通的方式，它源于我们彼此沟通、了解的渴望。事实上，真正的沟通是不存在的，我们对对话的强烈需求恰恰助长了人类的孤独感。在网络和通讯极度发达的今天，对话变得极其容易，同时，真正的沟通也随之变得更为艰难。美国集教授、批评家、作家、翻译家于一身，被誉为美国研究拉美文化的首席专家依兰·斯塔文斯和中国当代著名诗人小海的对话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有趣的是，推动他们开始这一对话的前提恰恰是出于对彼此的陌生与好奇。

　　对话的话题是斯塔文斯提出的，涉及内容十分宽泛，且带有一定的思想先锋性和学术前沿色彩。其中包括诗歌与全球化、记忆之创造、语言和关联、东方与西方、文学与经济、作家与权力、译与讹、关于经典等大问题。这些问题有的具有文化的普遍性，比如诗歌与全球化问题，有的具有国家权力色彩，比如出版与审查问题，有的则是较深层的学术问题，比如记忆之创造。严格来讲，每一个话题要想说透都可以谈一本书，可是，斯塔文斯一股脑地将十个问题抛给小海。针对斯塔文斯的提问，小海的回答是严谨的，是有深度的，并且眼光独到，其间不乏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

　　比如，面对全球化对诗歌的冲击，他自信地说，诗歌和文学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病毒，会永远伴随着我们。他从“基因”角度看待诗歌与文学存在的意义就超出了文学家从现象看待文学生灭的狭隘视野，也超出了社会学家或史学家把文学看作是社会变迁，甚至意识形态附庸的片面认识，使得我们明白诗歌与文学不是一个异于我们存在的影子，而是我们的血液，以及灵魂。也正是这样的认识，小海果断地说，诗歌与文学创造的是我们人类自己的历史。人类也是文学创造的。人类的历史，人类的本身都是文学的产物。文学比历史甚至更加真实可靠……这些富有深度的认识让对当前诗歌存在现状不无担忧的斯塔文斯眼前一亮，也让他觉得自己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斯塔文斯说：“很遗憾，我对中国文学知之甚少，原因是翻译成外语的中国文学太少了。我非常痛惜，中国文学的丰厚财富没有能像众多拉美文学被译成中文一样译成西班牙语。这是一个亟待纠正的不平衡。”

　　这是两个人的对话，斯塔文斯关注的问题更具有现实感和个人体悟。比如，语言与关联，文学多大程度上体现为作家自由的意识和创造力？是否在文学中还存在一个国家意识形态问题？记忆会消失吗？我们如何面对死亡？等等。斯塔文斯将当下人类面临的一些紧迫问题呈现出来，他并没有对解决这些问题一一给出答案，而是表达了他对这些问题的思考，甚至内心的焦虑。他更像是一个在变化莫测的现象中寻找终极归宿的人，用他的“思”证明其存在。和某些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学者不同，他敏锐地意识到西方文化正在走向没落。他说：“我们能否生活在一个抛弃‘西方’这个词语、将它扔进垃圾桶的世界里？我的答案非常坚定：不是能不能，而是我们应该这样做。……美国正陷入衰退，而中国正在上升。也许更确切地说，整个西方正在衰落，不仅仅是指美国。我坦诚地告诉你，我喜欢这种衰退。那些引起我关注的文化，比如罗马帝国的崩塌，奥匈帝国、大不列颠帝国以及奥斯曼帝国的陷落，无不以‘过度’和不能认识到他们的结局已经到来为特点。它们的崩溃有些不可言表、哀婉动人和讽刺的意味。个体在其中迷失了方向，漫无目的地向一些可能的方向行走。”

　　看到斯塔文斯与小海的对话，我感到十分兴奋，我有一种想参与其中的冲动。我发现，在很多问题上，我的看法和体会与小海和斯塔文斯截然不同，比如，我不认为诗人的社会角色是质询，我不认为全球化问题是诗歌存在面临的主要问题，诗歌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诗人自身精神的堕落与丧失；我不认为记忆对诗人创作是一个重要的东西，因为你无法界定记忆。我们是从经验的层面界定记忆，还是从生命有史以来累计的信息界定记忆？这的确是一个问题。诗就是心灵与万物的感应，是一种通灵的本能反应，是一个基于某种现场当下表现出来的生命状态，它是当下的在，而不是“过去的在：记忆”。这多好玩，我已经忍不住表达自己的观点了。这正是我觉得斯塔文斯与小海对话最有意义的地方，为我们思考这些问题打开了一扇门，使我们面对这些问题时不再简单地否定，粗暴地拒绝，甚或茫然无措。我们找到了思考的切入点，找到了辨认自己的镜子。这难道不是我们应该做的吗？

　　(《陌生的朋友———依兰·斯塔文斯与小海对话录》，[美]　依兰·斯塔文斯、小海/著，周春霞/译，北岳文艺出版社2014年9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