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经过五大战役和艰苦的谈判，于1953年7月在板门店签订停战协定，历时三载的抗美援朝战争以中朝军民的胜利而结束。在停战协议书签字以后，“联合国军”时任总司令克拉克将军颓丧而又无可奈何地留下一句广为人知的“名言”：“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司令官。”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一举奠定了新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崇高地位和威望。
《最可爱人的心灵乐章》以恢宏的气度和强烈的史诗意识，全方位地再现了这场宏伟战争历史风云的全貌。小说打破以往多数革命战争题材小说以连队为描写重点的写法，别出心裁地采用“套筒式”结构方法，上自最高领袖和志愿军总部，下至军、师、团、营、连，直到班排战士和医护人员，都在这个艺术万花筒中占据自己应有的位置。同时，横向穿插描写了朝鲜军政人物、朝韩基层民众以及“联合国军”将士等，悉数纳入一个人物活动和情节转换的舒卷自如的演绎空间，从而便于将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与润物入微的细节描写巧妙结合，诸如我大本营领袖集团深谋远虑、运筹帷幄的决策过程，总部统帅的大智大勇和果断指挥，一线将士视死如归的浴血奋战——奇袭敌后的英勇穿插、壮怀激烈的正面厮杀，那种鲜血凝成的中朝军民友谊，还有那或轰轰烈烈或缠绵传奇的战地恋情，等等，都得到了酣畅淋漓的艺术展示。
高昂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贯穿小说全篇，而这种精神又导源于战争的正义性。开篇运用一抑一扬的叙事策略，坐实和彰显了战争的性质。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仁川登陆后，大举越过“三八线”向北推进，二战名帅、“联合国军”首任司令官麦克阿瑟志得意满、趾高气扬，大有一口吞掉北朝鲜、剑指我国东北之势。另一方面，在战与不战的问题上，党和国家领导人一度陷入两难处境。刚刚从战争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新中国一穷二白、百废待兴，人民渴望过上和平安宁的新生活。从国家和人民的眼前利益考虑，当然不愿意打仗。然而，外部侵略势力的战火已经烧到了家门口，美机不时对我东北边境实施轰炸和骚扰，不断造成重大人员伤亡，“麦克阿瑟的军事地图上毫不掩饰地把粗大的进攻箭头直指沈阳”。美国还用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阴谋勾结台湾当局出兵援韩，达到借道朝鲜实现“反共复国”的图谋。很显然，美国不仅要灭亡朝鲜，还企图“把赤色中国这个一岁的婴孩掐死在摇篮里”，对远东和世界和平已构成廹在眉睫的重大威胁。在这种形势下，党中央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是被迫的却也是无比英明和正确的，从一开始就占据了这场反侵略战争的道义制高点。战役打响以后，军长吴瑞林旧疾突发大口吐血，师长华光烨的座车在进军途中被敌机炸翻身负重伤，但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躺在担架上坚守指挥岗位；我军先头部队奇袭敌后，扎紧口袋，关键时刻敌机投掷大量凝固汽油弹，战士们带着满身呼呼火苗与冲上来的敌人紧紧抱住同归于尽，硬是用钢铁意志和血肉之躯，堵住敌军疯狂冲锋，歼灭敌王牌师；为了排除敌人阵地前的雷区，给即将冲上来的大部队开辟道路，连指导员骆青山在失去拉雷杆的情况下，毅然跃起“连蹦带跳地踩爆了雷群”；通讯员常二喜，发现我军通往前线的电话线断了，由于天气奇冷被冻僵了的手怎么也接不上线，就用嘴死死咬住电线整整一夜，人被冻僵了，却保障了电话的畅通和胜利；在追击加平溃敌的途中，机枪手周全生不幸中弹牺牲，“然而他怒目圆睁、手扣扳机，保存着机枪手向敌人射击的英姿”；由于敌机疯狂轰炸，后勤供应不及时，许多战士连续多天吃不上饭，严寒季节穿不上棉鞋而冻伤减员，等等等等。但他们始终牢记肩负的神圣使命和职责，始终保持高昂的斗志和士气，即便弥留瞬间依然“表露出与祖国生死相依的忠贞情怀”，最大的心愿是让祖国亲人“像黄莺儿一样歌唱着生活”，这是何等高尚的精神境界！
中国人民志愿军不仅是名副其实的正义之师，而且是关爱生命、尊重人道、救死扶伤、善待俘虏的文明之师，留下一幕幕感人至深的惊天地泣鬼神的“人性绝唱”。不管是在行军途中还是战斗最紧张最激烈的时刻，我军指战员总是把安排好伤病员摆在“务必”和优先位置，医务人员为抢救危重伤员更是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砥平里战役后，眼看再不抓紧转移就有落入敌后的危险，医生付怡君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毅然坚持为刚送上来的最后一名危重伤员做完手术。一位伤员发高烧尿不出尿，连导尿管也不起作用，值班护士危急时刻毫不犹豫地用嘴帮他吸出了尿液。对待朝鲜老乡同样如此。一位孕妇在临产前被敌机投掷的炸弹烧焦而死，应家属的苦苦哀求，冒着随时有被敌搜索队抓捕的危险，志愿军医生成功从焦尸腹内救活了新生儿。战争后期，气急败坏、丧心病狂的“联合国军”公然违背联合国公约，发动了灭绝人性的细菌战。我军医务人员在缺乏防护用品、随时有被染病的情况下，及时赶到被投菌的村庄取样和救治感染病人。在一次执行细菌取样任务时，从国内抛下自己刚满月的亲生儿返回前线的付怡君，用高超的医术和自己的乳汁救活感染了鼠疫的朝鲜老乡的新生婴儿兴儿，自己却不幸被传染并很快加重不治，为了不致传染给战友和老乡，她点燃柴草把自己连同病菌一起化为灰烬。对美韩战俘，则严格“实行人道主义的优待政策：不杀、不辱、不搜腰包、有病治病”。只要放下武器，哪怕自己饿肚子，也要将口粮优先供给俘虏；药品再紧张，也要先给俘虏医治。美俘弗莱明在我医护人员精心治疗下很快康复，发自内心地感动说：“我真没想到中国人这么人道”，“你们医治了我的创伤，也医治了我的灵魂”，发誓“要用友谊的泉水，洗刷身上的血腥”。敌军投放细菌弹的飞行员白劳顿，在战场上被我军俘获以后，我军医护人员对于这个惨无人道地杀害了战友付怡君的罪恶敌人，依然理性地坚决执行政策，不单把他从死亡边缘挽救过来，还把他的灵魂从罪恶深渊里拉上来，使他自觉认识到细菌战反人类、反人道的本质，主动写出《自白书》，揭露细菌战的真相，以一个细菌战参与者的身份发出反对细菌战、停止一切战争、恢复世界和平的正义呼声。
小说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也取得新的收获。最重要的是摒弃了过去某些作品把领袖人物神化、把英雄人物超人化、把敌人丑化的模式，坚持“从人物在战争环境中的遭遇和命运入手”刻画人物，不管是领袖人物、前线指挥员、战斗英雄还是普通战士，都富有活生生的生活气息；不管是“联合国军”总司令还是一般被俘士兵，都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在精心打造的人物画廊中，付怡君临危不惧、坚忍顽强、舍身救人，这一外在柔弱而内性刚烈的“白衣天使”形象，文学史上罕见，有着高度的典型性和审美创造价值。
黄泽新是一位知名文艺理论批评家，学术成果甚丰。作为亲历过那场“昨天的战争”的一员，他怀着崇高的使命感为《最可爱人的心灵乐章》倾注了十年心血，也是他自觉运用批评家的眼光审视和指导创作实践的成功尝试，值得人们特别予以关注。
《最可爱人的心灵乐章》近日已由华夏文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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