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长篇小说：在突围中向着更深处掘进(贺绍俊)

　　2014年，长篇小说作家们大多怀着突围的焦虑和冲动，以期获得创新。突围固然重要，但绝对不要轻易放弃阵地。突围的目的最终是为了扩大阵地，是为了更好地掘进。

　　2014年的长篇小说收获了不少好作品，无论是表现的内容还是写作风格都是千姿百态，难以一言以概之。全年有数千部作品问世，我的评述显然仅仅限于我的阅读范围。

　　写实突围

　　当代文学具有强大的写实传统，不得不承认，有时候我们的理论过于神化写实传统，甚至将其当成一种不可侵犯的东西，逐渐便形成一种思维习惯，它约 束了作家想象力，而且也培育起一种写实性的阅读习惯，批评家依照写实性来评论小说，习惯于寻找小说与现实的对应关系，仿佛对应关系越紧密，作家的写作就越 成功。现在，我们应该从写实的堡垒中突围出来。不少作家意识到了过于依赖写实性所带来的问题，他们的写作有着从写实性中突围的尝试。

　　范小青的《我的名字叫王村》是一部写实突围的成功之作，它向我们展示了在写实性的疆域之外，还有着多么广阔的文学空间。这部小说同时也在挑战读 者能否跳出写实性的阅读习惯，否则你就难以读出小说中的奥秘。范小青的构思建立在一个奇异的想象上，小说以一个妄想狂的精神病患者为主人公，他妄想自己有 一个弟弟，这个弟弟也是妄想狂，他妄想自己是一只老鼠。范小青让妄想狂的妄想体从他的头脑中分离出来，从而构成了两个互相依赖的人物，一个是主人公 “我”，一个则是“我”妄想中的弟弟。“我”丢掉了弟弟，又去寻找弟弟。“丢掉——寻找”成为了小说的基本线索，也建构起一个关于主体性的故事。弟弟作为 一个象征，寓意着当代社会在片面追逐现代化和城市化的情景下，人们丧失了自己的主体性，一切都被物质、经济和权力牵着鼻子走。从这个角度说，我们每一个人 都需要认真想一想是否丢失了“弟弟”——自己的主体性。范小青突围写实的成功还在于，她并没有将小说写成远离现实的荒诞小说，而是将荒诞性与现实性融为一 体，这是一种充满理性思考的荒诞，具有真实可感的现实场景。范小青由此进一步深化了主题，当最后“我”回到王村时，王村的地几乎都被征用，一片荒芜。小说 警示人们，主体性是与我们的家园联系在一起的，失去主体性就会失去家园，这既是安居乐业的物质家园，也是安放灵魂的精神家园。

　　贾平凹具有很强的写实功力，但他一直尝试将一些非写实的元素引入到写实性的叙述中，以此开拓小说的精神空间。《老生》同样采用了这种方法。小说 讲述的是百年历史的长河，但贾平凹只截取了4个时段的4个故事，作者设计了一个在葬礼上唱丧歌的唱师，他身在两界，长生不老，串起了漫长的4个时段，见证 了几代人的命运和时代变迁。贾平凹还将他阅读《山海经》的体会糅进叙述之中，这也是他突围写实的一种尝试。必须承认，突围就是一种冒险，像贾平凹的各种非 写实的尝试，势必也使得他的讲故事的本领施展得有些憋屈，这大概也是他的小说引起争议的原因之一。

　　张好好的《布尔津光谱》说不上是突围，因为作者本人就有一种非写实的文学本能。这部小说带有浪漫主义的特点，它的色彩效果显然不是写实叙述能够 带来的。这部小说的浪漫主义特点来自于作者采用了一个亡灵的视角，而且还因为作者的叙述有诗化和童话化的倾向。我将张好好的叙述称为主体意识流的叙述，其 特点是，在小说中，人物的言行是非意识流的，而作者则以意识流的思维进行叙述。

　　观念突围

　　文学贵在独创，但独创性不是无根之水和无缘之木，它只能是在现有文明的基础上进行发展和突破。因此，独创性首先就是一种观念突围，既有的文学有 可能形成一定的观念和模式，这些观念和模式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前提或保证，但如果完全囿于既有的观念和模式，我们就只能在原地踏步。观念突围对于作家来说应 该是一种常态，问题在于是否找准了突围点。

　　储福金的《黑白·白之篇》是一部勇于向自我挑战的小说。作者擅长写围棋，上一部长篇小说《黑白》就是以围棋为主题，将他对于围棋如人生的思考都 写透了。新作再写围棋，如何实现突围？储福金过去借围棋写人的命运，这次反其道而行之，在这部小说中，他借人的命运写围棋。《黑白·白之篇》通过一群围棋 手的命运，表达了作者对围棋之道的理解。在他的理解中，围棋之道又和人生之道、写作之道三者合而为一。这样的写法，固然会牺牲人物形象的丰富性，但也让我 们看到，只要作家勇于在观念上突围，同样的题材也能有新的表达。

　　在观念突围中，西方现代思想成为作家们的重要资源。宁肯的《三个三重奏》就有这种影响的痕迹，但他的思想是从中国现实土壤里生长出来的，西方影 响只是点燃炮仗的引子。小说的故事具有畅销价值的传奇性和揭秘性，一个大型酒厂的老板精心培育了一个亲信，将其安插到官场的核心层，从而获得权力最大化。 但宁肯不想将它写成一部官场小说或反腐小说，面对现实中的官场和腐败他有自己的思考。所以，一个企业家与一个官员合谋贪腐的故事，被宁肯拆解为两个关于情 欲的故事，宁肯透过情欲看到的是政治欲望，于是他将官场内幕隐藏到背后，写情欲与政治欲望以及政治权力的互文关系。

　　刘醒龙的《蟠虺》则将一个关于文物考古的故事装在一个侦探小说的套子里，表达的却是知识分子良知的主题，这让我们看到了作家独辟蹊径后的“柳暗 花明”。东君的《浮世三记》则是在小说观上的突围。这部小说看似讲了3个世俗的故事，但东君完全截断了故事与现实的关联，人们的谈吐言辞、一颦一笑，只与 内心和身边的人事相关。东君不在意故事的意义，而是表现出一种自我赏识的态度，我以为这是一种赏识故事的小说观，赏识故事便会在韵味和文字上下功夫，东君 以这种方式书写世俗人生，也让读者在清朗的心境中体会文学的魅力。

　　战争突围

　　为什么要特别强调战争突围？因为战争题材一直是当代文学的重要题材，但也是让人们备感失望的题材，虽然作品不少，然而真正令我们感到骄傲的没有 几部。检讨其原因，就是我们的战争叙事形成了思维定势，要从中突围并不容易。不过，2014年的一些战争叙事小说让我们看到了可喜的突破。

　　何顿的《来生再见》是写抗日战争中的常德会战，他以一个当代年轻人与当年战争中走过来的老兵对话的方式，将现实与历史衔接起来。作者从意识形态化和英雄主义模式化等几个方面突围，提供了一种平民化的英雄叙事和去神圣化的抗日叙事，是一种真正人民历史观的战争叙事。

　　范稳的《吾血吾土》以新的视角去书写抗日战争，他将中国远征军老兵与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相融合，表现知识精英的家国情怀。作品视角特别，气势也丝毫不弱于那些正面强攻的作品，同样具有史诗性。

　　海飞的《回家》讲述的是鄞州抗日根据地的故事，反映残酷的战争却用了一个非常温馨的标题。战争分明与回家是相对立的，但海飞并非要刻意写一个反 战小说，他寻找到了对立中的辩证法。那些伤兵们渴望回家，但在回家途中，战火烧到了跟前，他们不得不投入战斗，战斗的目的最终还是为了回家。回家是一个非 常动人的和平主题，这部作品也开拓了抗日战争叙事的视野。海飞坦言，他的构思受到了一部美国军人回家纪录片的启发。年轻一代的作家更愿意从西方文化中汲取 营养，从而在观念突围上走得更远，这并不是一件坏事。

　　思想掘进

　　长篇小说是非常有分量的体裁，其分量不仅仅在于故事时空上的广博，而且更在于其思想的厚度和深度。一部长篇小说，如果思想单薄的话是站不住脚的。关注一个年度的长篇小说时，必须关注作家们在思想上又有了多少掘进。

　　晓桦的《世纪病人》唤醒了我们的青春记忆，可以说是一个思想标本，因此不容忽视。晓桦在上世纪80年代曾是诗人，讴歌着理想和青春，《世纪病 人》则让我们发现，他始终没有放弃他的文学理想。《世纪病人》就是他的精神成长史，面对世俗的喧嚣，其文学理想似乎不合潮流，但他孤傲地坚守着，因此，这 部小说也可以说是一名孤傲者的精神自白。

　　孙颙继承了海派文学的启蒙叙事一脉。他的《缥缈的峰》既写了上海的高楼大厦，也写了上海的里弄，并通过两家人的恩怨勾连起从“文革”至今的社会 思想变迁。海派文学启蒙叙事最显著的特点就是面向未来的眼光。小说主人公、优秀教师赖一仁投身商界，开发软件，就因为他发现在现代化的时代，创造比立言更 加重要，互联网必将推动世界发生巨大变化。这样一种面向未来的眼光，使孙颙的启蒙叙事有了更加积极的意义。

　　王跃文不仅是官场小说作家，他的写作路子很广，而且是有温度的，这一点在他的《爱历元年》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小说中两位年轻人的爱情虽然在社会 风云的侵蚀下出现危机，但最终他们经受了考验，共同提议将他们相爱的那一天定为“爱历元年”。我以为，这个词语就是王跃文最伟大的创造，他写这部小说也是 期待今后我们每一个人都记住自己的“爱历元年”，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的世界就会是一个爱的世界。徐兆寿的《荒原问道》是一部理念小说，作者是一位学者，与 其说他在写小说，不如说他在写精神自传，他在不断地追问：知识分子的“道”在哪里。

　　写实掘进

　　虽然我推崇写实突围，但这并不意味着写实就是该抛弃的写法。恰恰相反，写实传统仍有强大的生命力，2014年，不少作家坚持写实传统，继续向纵深掘进。因此，写实突围与写实掘进是齐头并进的事情。

　　徐则臣的《耶路撒冷》显示了“70后”作家在写实方面的成熟和老练。作者尽管在小说结构上作了一些创新性尝试，但小说最终是靠写实性叙述来支撑 的，因此它被称为“‘70后’小史诗”。严歌苓具有强悍的讲故事的能力，她从来不依赖形式上的花活，而是充分发挥写实的魅力。她有着跨文化的优势，能将东 西方文学不同的写实方式巧妙地化为我用，形成了一种左右逢源的写实能力。严歌苓的《妈阁是座城》写赌场生活，悬念丛生，细节逼真，情感动人。阎真的《活着 之上》带有阎真特有的自省，延展了《沧浪之水》对当代知识分子的拷问。

　　写实传统的优势尤其表现在乡土叙述上，但正因为如此，要在乡土叙述上有所掘进也是很艰难的事情。关仁山的《日头》、刘庆邦的《黄泥地》和叶炜的 《后土》都是值得一提的乡土叙述小说。《日头》是关仁山“土地三部曲”的收官之作，仍然围绕土地写农村的变迁，新作将更多的笔墨花在写新农民的精神裂变 上，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小说中还有不少魔幻内容，可以看出关仁山也有着写实突围的焦虑。但真正成就这部小说的还是他对乡村的逼真书写。刘庆邦的《黄泥地》 继续讲述家乡的故事，但在小说中，刘庆邦对农民的心理有着更深入细致的刻画。“黄泥地”的标题表达了作者的叹息：传统乡村清明、淳朴的人际关系就像陷入了 黄泥地中，拔也拔不出来。叶炜的《后土》完全承继了上世纪30年代的乡土文学传统，叙述平缓，细节绵密，地域文化色彩浓厚。

　　荆永鸣在《北京时间》里，还是以他特有的“外地人”的眼睛看北京，他看到了时间流逝中的变与不变，看到了和解与宽容。写实的荆永鸣也因此提供了 都市叙事的另一种角度。刘心武宝刀不老，其刀刃便是准确到位的写实功底。在《飘窗》里，他透过飘窗看外面的世界，飘窗虽然是个人化的小视角，却非常接地 气，从这里看到了人生百态。作家写小人物，却怀着大悲悯。

　　总的来看，长篇小说作家们大多怀着突围的焦虑和冲动，以期获得创新。但战场上最忌盲目行动，所以应该在知己知彼的条件下选择突围，同时还要知道，突围固然重要，但绝对不要轻易放弃阵地。突围的目的最终是为了扩大阵地，是为了更好地掘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