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些“高而可攀”的榜样

　　据说俄罗斯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对我国的墨子学说表示过极大的兴趣与景仰。托翁晚年极度厌恶“现代文明”。他以为就是这种“文明”，成了育人自私的温床。

　　孟子在谈论他那个时代的思想界情形时曾预言：天下不归于墨，则入于杨。“杨”即那位杨朱，人称杨子。

　　杨与墨之间有什么区别呢？简而言之，一个主张为己，一个主张为人。杨朱鼓吹“为己”，甚至“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则不然，他倡导人们为普天下人排忧解难，即使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杨子的说教太俗，墨子的陈义甚高。

　　墨子学说虽充满阳光，可以正大光明地拿到桌面上谈论，但是它终于没能成为我国的“显学”。清代的国学大师们整理古籍，孙诒让分档《墨子》，开始整理后，好多时日他不知从何处下手。几千年来，著述琳琅满目，几乎没有几人光顾过《墨子》，《墨子》成了久已荒芜的废墟。为什么墨学受到如此冷落，恐怕除了其他原因以外，主要是他陈义过高，高不可攀，让人敬而远之。

　　杨朱学说虽俗不可耐，绝大多数人不肯公开表示赞赏与信奉，有时甚至还假模假样地骂上几句，但是说到人们的心灵深处，杨子却有诸多的追随者，口不言而行不弃，因为他的主张有实惠，不吃亏，凡信奉者，大可以在没人处偷着乐。

　　如今拿出墨子、杨朱来讨论，有什么意义吗？

　　凡陈义过高的理论说教，或形象高大、光芒万丈的典型，因其高尚，没有人站出来公开唱反调。但是如果高得像月亮挂在碧空似的，享受一下月光下的遐想是可以的，却不会有人或跳高，或攀登，真的去摘取月亮。杨朱的“为己”之说虽赤裸裸，没有人肯公开地应和，可是暗地里践行者比比皆是，看当今的贪官污吏，哪个不是他的信徒？

　　上世纪中叶，文艺界曾批判过“中间人物论”。但是我却赞成生活中多一些普通人看得见、摸得着的“中间人物”的榜样。这种人品质高尚，却并非高不可攀；他们的行为堪称表率，却不让人敬而远之、望而生畏；他们可景仰也可亲近，只要你心存良知、胸怀正义，就可能像他们一样，成为现实生活中的另一个榜样。

　　就整个社会而言，不论各行各业，不论劳心者或劳力者，处于金字塔顶尖的人物总是极少数，绝大多数是芸芸众生，若芸芸众生中大多数者做到了心存良知、胸怀正义，那么这个社会不就是一个很值得称赞的社会了吗？榜样不必是“高大全”，好人也不必都是圣人，果真人人都是圣人，也就没有圣人了。

　　对“为己”的批判也要有节制、有分寸，别说过头话。不要像以前那样强调事实上的“大公无私”与“毫不利己”。在生产资料、生活资料有限的社会里，谁如果真的“毫不利己”，他还能生存吗？他要吃、要穿、要喝、要住、要养家糊口，怎么可能“毫不利己”？

　　我以为比较科学、比较聪明的提法是“大公有私”，也就是说“私”存于“大公”之中。公是“水”，私是“船”；“大公”有了富了，“私”才可能水涨船高；“公”长一尺，“私”长一寸。在“公”与“私”和“己”与“人”之间，提倡“先公后私”、“先人后己”。这已经是很理想的道德标准，也是令人羡慕的社会风尚了。

　　我们听听马克思是怎么说的：“人类的本性是这样确定的：人只有为自己同时代人的完善、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他才能达到自身的完善。”如果没有自身的完善，只有自身的牺牲，还可能有持久与普遍的意义存在吗？个人与社会、与他人的关系，确如《新唐书·张延珪列传》中说的：“除天下之害者，常享天下之利；共天下之乐者，常飨天下之福。”最公平最和谐的社会，就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彼此为人服务，亦彼此被人服务。既都是主人，又都是仆人。文学有责任营造这样的社会典型。这样的社会才是其乐融融的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