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把我关上三个月写书

　　我是龙应台。

　　我们处在一个被“不信任”紧紧笼罩的时代氛围中。

　　我踏进“文化部”的第一天，就是准备要走的。第一天工作就设定一个目标日，然后开始倒推工作节奏。我自嘲自己是“太后虎姑婆”，其实是因为我对下属工作要求特别高，比如说草拟博物馆法，初稿上呈时我会问：你有没有看英国对于博物馆的规范是什么？德国的、日本的规范有没有做过比较？请针对每一个版本的每一条做出对照表，交叉分析后，再呈，我们再来讨论。

　　这一切是因为能为自己的人民低头流汗服务，是人生最光荣的付出。虽然“在水泥地里种花”备极艰辛，但仍是看见许多青翠嫩苗从地底钻出，迎向灿烂阳光。现在我离开了，我不是每天关心政治发展的人。

　　我选择这个时候离开还有我私人的理由。“文化部”的“第一里路”是一个披荆斩棘的拓荒工作，但即使是人在香港的九年期间，我隔周必飞台湾，“跋涉”到屏东乡下探视母亲。母亲2015年初将跨入90岁，我决定以更多时间陪伴她走人生的“最后一里路”。因为母亲的“最后一里路”只有一次，同属人生中不可错失的饮水思源报答时机。

　　接受任命之初衷已达，我满怀感恩之深情，回到文人安静的书桌。

　　即将重返自由，我要尽快把阳明山的家全盘作整理，赶快空出一张窗明几净的大书桌。要落实《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英文版，纽约经纪人已经等了我三年。

　　记得离港赴台前的最后一餐，我同一起生活了八九年的儿子抱头痛哭，两个人的眼泪就这样一滴滴地落在半熟的牛排上。现在回到香港，更希望休养几个月再说。2015年7月，香港举办名作家讲座。如果可以，一定来。别忘了我是半个香港人。

　　现在，我想反思台湾的、华文世界的文化政策，对华人社会应该是一个贡献。

　　我希望有人能把我关进一个舒服的房间里，只开一个小洞送吃的，三个月就可以写出来，写完了才放我出关。我这人太过好奇，这三个月一过，我一定被其他事情给吸过去了，这本书就没了。(台湾著名文化人、作家)

　　本报记者 张榕博 根据公开报道整理